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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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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錦榮 John Erni,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院系首席教授及人文與創作系系主任。】

不難發現,大多數 All About Us 的影片都是由少數族裔的青年男性執導,並以男性作為故事的中心人物。因此,All About Us 四年以來惟一一部以年輕南亞裔女性作為焦點的Reflection (2012),的確值得大家特別評論。這也是Gender and Football (2013),一部講述男孩和女孩之間競爭的作品, 能夠脫穎而出的原因。在評論這兩套與眾不同的影片前,請先讓我談談在All About Us的影片中所展示的性別問題,以及影片中視覺與敘事所表現有關「女孩的空間」的概念。

多年來,All About Us 致力鼓勵更多的年輕女性加入這個計劃。但自四年前推出該計劃以來,性別分佈不均的情況一直存在。社會、家庭、倫理和宗教因素,迫使很多年輕的少數族裔女性,不能參加這個要求性別聚合和協作才去進行的計劃[1]。

故此,「女孩的空間」值得我們首要的關注,因為這就是如此一個特殊的空間,既讓少數族裔婦女「可見」(visible),而又被約束。

當成為「可見」的時候,南亞裔女性就被展示成:母親和祖母(Mother’s Love (2010); My Grandma (2010))、舉報校園犯罪的人(School Idiots (2011))、粗暴的男孩身邊溫柔的朋友(Santiago Clause (2012))、女兒(The Doll (2012))、沒有回報的情人(Everyway (2010);Troubled Love (2013))、女惡霸(Everyway (2010);Troubled Love (2013))、欺凌的受害者(Everyway (2010);Jellyfishman (2013)),以及廚師(Making Momo (2010))。這些女性角色多被描繪在學校或家庭環境中(尤其是廚房和臥室),或多或少,反映了女性被約束在限制空間的意識。這也是我們從這些影片觀察到有關「女孩的空間」的第二個意義。這些代表年輕女性的角色,似乎將年輕女性簡化為純粹被馴養的、忠心乖巧的人。

可見,但被馴化了,這是讓人熟悉的一個銀幕上女性的窘境。因為它已經在本地及國際的媒體和性別研究中,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但是,我想指出讓人更憂慮的是:少數族裔的婦女和女孩,似乎也在不知不覺間「分配」(assign)了自己到學校和家庭之中。當然,我們不可能從這些簡短的影片中,把少數族裔的婦女和女孩對存在的渴望講述出來。於是,我們只能推測,學校和家庭是她們主要的「安樂窩」(comfort zone)。在那裡,她們覺得自己有創造故事情節的可能性,並且,明白如何去創造。這些角色的「分配」,或者更準確地說,「自我分配」-亦描繪了她們自己(舒適的)生活片段,如學校女生、家庭主婦、照顧弟妹的姐姐等等。相比之下,在All About Us的影片中,男士和男孩經常置身於街道的空地和體育場館。問題的關鍵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對比 (女生被限制對比男生的活動自由) 它更反映了少數族裔婦女和女童在社會環境下的前景。那些在包圍著女性跑來跑去的男人和男孩,投射出一個以他們不斷行動和喧鬧的社會背景。當包圍婦女和女童的世界移動,她們卻仍然在固定位置上,或多或少的停留。我們鮮有能看到她們跑動,互相追逐,或處於一般運動的狀態中。

因此,當南亞裔的婦女和女孩有所移動時,我們理應特別注意。在一些All About Us影片作品中,我們很愉快地可以看到,它們展示了另一種「女孩的空間」。其中,它們重新定義了慣常會保留給男性自由的可移動空間。如上文提到,Reflection(2012) 是All About Us四年以來惟一以年輕少數族裔女性為中心的影片。這是關於一位年輕女子鬧鬼的故事。[2]她在自己的公寓看到了很多令人恐懼的幻覺,並被告知公寓內住滿了鬼魂(一位南亞裔女同伴警告她公寓內有鬼魂)。這部影片有出色的視覺效果,如飛行物件、模糊身影、 一閃即逝的人體殘骸等。在這段影片中,家再不是一個安樂窩,而且主角從來也沒有感覺到被馴化。我不想去猜測為什麼這部影片要以恐怖片的形式去講述一個年輕女子在自己公寓的故事。但是,我想說明它是如何脫穎而出地成為可以積極地重新定義「女孩的空間」的作品。換句話說,有些人可能在這個影片中閱讀到女性生存的黑暗面。但我認為更重要的閱讀,就在於它重新指示了女性的空間: 有屬於這個空間干擾、間斷和分裂。

Gender and Football (2013)是另一套試圖以「男性空間」的分裂方式以重新繪製女性空間的作品。如果在Reflection中,家是被反常態化的;那麼在Gender and Football中,學校就是它想分裂的空間,更準確來說,指的是學校的足球場。不同於Killer x 2 (2012)描述無辜的孩子們在打籃球時被較年長的惡霸騷擾,Gender and Football中的足球運動,本身就充滿了陽剛氣的虛張聲勢。少數族裔女孩的足球隊,亦因此發現自己在足球比賽上被男生輕視。男孩們想用他們的技巧去排擠女孩,但是他們完全忽視了這班女孩一樣是競爭對手。女孩們認為只要她們努力練習,並且團結得像男孩一樣,她們終有一天可以在比賽中勝過男孩。她們用帽子和足球服裝去偽裝自己,然後去挑戰男生。隨後的場面表明,在運動技能以外,足球場已經轉化為「平等」的場域。這班男孩現在視這班前來挑戰「男孩」,並認真地視對方為競爭對手。自此,「男孩」們茁壯成長,並在最後贏得了比賽。在整個影片中,在移動中的女孩是引人注目的的視覺符號。女孩在足球比賽上的流動性,既是一個現實,又是一個抽象符號,好以指出女孩成功地在原本會被排除的空間中重新繪出她們自己的空間。

總的來說,在這些影片中特別值得大家反思的是女孩的空間。All About Us招收更多的年輕南亞裔女孩的努力並沒有浪費。影像世界中和少數族裔的社區的真實世界的女孩,往往只會被男性的活動所包圍,All About Us的影片則提供了影像世界所急須的性別平衡。

 

[1]在AAU招募過程中,有某些宗教信仰和/或文化傳統的家長禁止男女生之間的直接接觸。

 

[2]影片The Doll (2012)也是恐怖類型片,講述一個少數族裔女孩被她母親的死亡困擾。還有一點,它跟Reflection相似的是,故事的發生幾乎完全在女孩的臥室。

從懲罰到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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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錦榮 John Erni,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院系首席教授及人文與創作系系主任。】

在All About Us 的影片中有一個顯著主題:它圍繞著傷害、懲罰與寬恕的關係。姑且讓我們將這個隱含的主題稱為「無意識的故事主軸」,而有很多年輕的少數族裔穿越想像的領域去建造它。大部份這類「無意識的故事主軸」都是由於年輕的男生想透過復仇情節,去表現出男性主義而寫的。但是,透過年輕南亞裔男女在影片中的敘述,它又突出了通過寬恕恢復和平的重要性。

為什麼傷害、懲罰和寬恕之間的關係,能夠在這些作品中成為一個經常性出現的題材呢?我立即想到了街頭的陽剛氣。這種對暴徒或強盜有強烈迷戀的情況,可能反映了在少數族裔青年的現實生活對在自己居住和娛樂的公共屋村裡的流氓所得到的觀察和經驗。然而,這些影片的風格更加反映了這些想像是來自一個更大的源頭:荷里活或寶萊塢黑幫片混雜港式警匪片風格。這種類型經常可見於影片中戴太陽眼鏡、穿黑西裝、舉止瀟灑的黑幫人物。公事包是可有有無的,但是隨身攜帶的手槍卻是這個黑幫人物必不可少的。手槍成為了他強大的力量、決心和自信的延伸。雖然這類007作風的動作英雄受到愛戴,但是這個既優雅又溫文有禮的黑幫罪犯並不來自國家安全局。相反,這個英雄都是從街頭、倉庫區,以及大都市的基層角落中被召喚出來。在Killer x Translator (2011)中,一個職業殺手因為只能說烏爾都語,因此他聘請了一名翻譯員。情節發展下去,這套影片的喜劇意味比暴力意味更多。殺手和他的翻譯員,後來追查到一個中國男子身上:為什麼這個中國男子會成為了他們的目標呢?通過這一連串殺手批評中國男孩的衣著和居住地方缺乏風格的胡言亂語,對峙場面被滑稽地表現於觀眾眼前。殺手形容男孩的衣服和地方為「一塌糊塗」。然後,殺手警告男孩脫掉他的衣服,否則男孩將面臨可怕的後果。在這裡,為了讓大家感到傷害所帶來的快感,街頭的陽剛之氣被表現為胡鬧荒唐的孩子戲。在故事的開場,翻譯員接到殺手打來要求協助時,他期待殺手正在玩的是射擊類型的電子遊戲。在Killer x Translator中,遊戲片段和槍戰場面互相重疊播放,旨在追求出一個純粹的興奮感來恐嚇對方,並且要逼使他投降。

Killer x Translator其實還有續集-Killer x 2 (2012),它帶領觀眾來到公共屋村的場景。當兩個年輕南亞裔青年在球場上打藍球時,有兩個年齡較大的惡霸突然出現。接著,一場戰鬥就在籃球場上醞釀。與Killer x Translator一樣,這部影片以街頭男孩一種遊戲式欺凌為敘事主線。但很快地,另一個主題出現並取代了原先的主題:懲罰。一開始,惡霸把兩個男孩打得落花流水。但不久,影片中有兩個身形寵大的傢伙前來拯救這兩個男孩。接著,另一場真正的戰鬥接踵開始:惡霸反過來被打敗了。當我們以為他已經得到懲罰之際,故事轉而帶給觀眾另一個驚喜:影片傾斜拍攝慢動作拍攝兩人對打的場面,然後有一個人物走向他們。這一幕讓人想起一套經典電影-《英雄本色》(1986)。而這個突然出現的人物其實是一年前Killer x Translator中被欺負的中國男孩!他認出在籃球場惡霸其實是一年前欺負他的殺手。接著,懲罰升級成為復仇。這個中國男孩帶著一種凶猛的暴力感覺回來。最終他槍殺了這場爭鬥中的每個人,然後他得意揚揚地離去[1]。

儘管這些影片其實都是用孩子氣的感覺去拍攝的,但是它們仍然體現了一個相當原始的「以暴力作為懲罰」的感覺。通過格式化的拳打腳踢,街頭追逐,最後槍擊的詳述,傷害最終得到傷害作為懲罰。這背後隱藏什麼問題呢?我猜想的是:這些黑幫主義的影片透過表達兄弟情誼來找尋日常生活中「男性化」的英雄。從這些敘述中可以看到,年輕少數族裔青年的想像源於他們自身對強大的保護人物的嚮往。這種打鬥和為了自己的兄弟槍擊的衝動確實是幼稚和非原創的。[2]然而,它反映了少數族裔青年可能每一天也活在充滿恐嚇和迫害的現實社會環境。嚴格來說,「懲罰」和「報仇」不相同。懲罰和純粹一心一意的報仇不同,因為懲罰涉及尋找補償。換句話說,「懲罰」希望得到一個歸還、一個賠償,甚至一筆賞金。我傾向認為這些影片其實具有報應意味的敘述,它體現了他們尋找,或者渴望有一個可以保衛和拯救他們的英雄人物出現,然後「償還」他們所受過的傷害。

然而,我們也發現在All About Us其他的影片中也呈現出另一種英雄類型。在Everyway (2010)中,一個年輕的女孩被她的一個朋友欺負,後來,女孩原諒了這個朋友,而她也獲得一個男孩的愛;在School Idiots (2011),有一個賊在街頭追逐和打鬥中被抓住了,而他最終被他的朋友原諒;在Santiago Clause (2012),一個不守規矩的學校惡霸被一段真正的友誼所感動,最後他行為上完全的改變(他打扮成聖誕老人,並派禮物給他以前傷害過的人)使他獲得大家的寬恕;最後,在Jellyfish Man (2013)中,一個超級英雄的幻想故事為日常中的恐嚇和欺凌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這個以正義為本的動作英雄的目的,不是懲罰,而是為弱者提供公正的保護。

最終,這些影片反映一個重要的社會現實:迫害。不少少數族裔年輕人直接或間接地都經歷迫害,而且不幸地,這也成為了他們日常中的想像, 然後將其投射在屏幕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感到高興的是,這些影片不只反映他們希望獲得補償(黑幫的生活模式),幸好他也希望達到和解(同樣吸引人觀看的另一種生活模式)。

 

[1]一些類似的幫派打鬥模式(或多或少由相同的人演出)也可在Once Upon a Time in SSP (2013)可以發現。

[2]在The Dark Dream (2012)中,付贖金救人的受害者是現實中的兄弟。在這段影片中,主要的打鬥場面發生在一個墓地旁邊的沼澤,突出受害和懲罰的真正黑暗面。

權力和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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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錦榮 John Erni,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院系首席教授及人文與創作系系主任。】

 

對於All About Us,非常關鍵的是,我們希望以製作影片作為一種途徑,讓少數族裔青少年可以通過它去表現自己。他們是誰?他們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他們對香港社會有什麼感受和看法?他們的夢想和恐懼是什麼?然而,這些表現的途徑,又意味著很多東西,其中之一就是「權力」(authority):當你握著相機並通過取景器去選擇畫面,如何去建構,以及選擇以什麼故事情節去建構時,當下的你便持有相當大的文化權力!就像一個木匠或珠寶製造商擦亮他們的工具,得以創造一個既獨特又具原創性的家具或飾品;一個影片製作者則以他/她的技術去支持某種視野的真實性(authenticity)。

權力和真實性之間的聯繫是由英國思想家Raymond Williams在40年代後期提出的。Williams是一個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他總是記掛自己是來自工人階級的,並反思儘管工人階級的人民生活困難,他們還是感到有尊嚴。在Williams有關現實中普羅大眾的特質的書寫中顯示,他們意識到自己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力。換句話說,他們的生活並沒有被貴族階級的界定和限制說了就是。這種日常的權力通過一個普遍並經常性出現的集體自豪感被發現。在真實生活中,工人階級的生活向世界展現。在All About Us計劃的背景下,我們可以找到有一定程度上相似性的自豪感和真實性。這將會使Williams和其他與之一流的思想家感到高興。

當然,許多少數族裔青年都是影片製作的外行人。他們以孩子玩意的心態參加工作坊。他們的短片往往是猶豫不決的拍攝和粗糙的剪輯成果。他們並沒有想過文化權力和真實性的問題。雖然他們可能是粗枝大葉的,但是這些影片似乎盛載著他們表達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想法的渴望。對於一些少數族裔青年,All About Us可能為他們提供了第一次思考並捕捉其生活的日常環境的機會(校園、街道、公園、籃球場、公共屋村、家庭等)。更多的是,他們最終帶點笨拙地完成的作品似乎是他們追求「未來」的表達。無論這種「未來」會不會與日常生活有一個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形象(包括成為犯罪團體的頭目、一個超級英雄、或成功的街頭藝人),還有一個不同的將來。這些影片中有幾個例子足以證明「文化權力」和「真實性」,在於它們並行的展露:一,他們對自己的環境的捕捉;二,超越的視野。

Someday (2011) 在眾多影片中脫穎而出。首先,它是四年以來的所有作品中惟一沒有參加者在影片內飾演任何角色的;其次,這段影片雖然用了最多的搖晃鏡頭(wandering)和溶鏡(dissolve)捕捉香港的日常生活環境。Someday從一個年輕泰國女子的角度拍攝。影片帶領觀眾從一個高架鐵路的地鐵列車的窗口,慢慢地把切入到一個購物中心和維多利亞港旁邊的一群模糊了的市民和他們的活動。沒有情節、人物、或任何演奏,它只有泰國的女旁白。她告訴我們關於她的平日上學的路程、她最好的朋友,以及她享受單獨一個的感覺。這段影片是一個調子美妙地表達出年輕的影片製作者,嘗試如何看她身邊的世界,它是一個簡短,但發人深省的沉思。

另一種「文化權力」與「真實性」的例子出現在Chinese Desi Style (2011)。再一次,影片從少數族裔的角度進行拍攝,它找尋中國與南亞文化和傳統之間的差異和相似,並且使用了平分畫面的方法:在一側播放中國文化生活的同時,另一側則播放南亞文化和宗教傳統。儘管影片看上去像一個文化旅遊的推廣,但是它做了一些與眾不同的事:它沒有向觀眾驕傲地展示少數族裔文化的片段,而實際上嘗試告訴大家:華人在這個城市​​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個種族生活!為什麼它與眾不同?在這個人口96%為華人的城市,我們很容易便會把目光投注在「那些種族」上,而又忘記了那些主流市民也是「種族」。主流市民忘記了種族性,往往會變成一種沉默的霸權,然後驅動「我們都有相同的價值觀、歷史和文化遺產」的信念。慢慢地,這一種無形的霸權導致那些少數的人被定形為所謂的少數人,就此而已,沒有其他意義。這樣一來,少數的人不是成為與大家不同的外來者,便是在我們的社區中成為被人遺忘的一部分。我認為Chinese Desi Style試圖不讓我們忘記這些事實,並反過來滋生出一種無形的力量,公平地顯示了不同種族在現實中的相似和差異。

正如上文提到的,「文化權力」和「真實性」的表達不僅是一種捕捉當下的新方法,它們還迫使我們有一種超越的視野。我相信這種對展望將來的期盼,解釋了為什麼All About Us多年來有那麼多的作品都是充滿幻想性的作品。這些充滿幻想性的作品涉及犯罪頭目、殺手和鬥爭者,如 Killer x Translator (2011)、Killer x 2 (2012)、The Dark Dream (2012) 和Once Upon a Time in SSP (2013)。另外,亦有恐怖影片和帶有喜劇形式的恐怖影片,它們呈現了超自然和神秘,如U’r Going to Hell (2011)、The Doll (2012) 和Reflection (2012)。此外,Jellyfishman (2013) 更展示了一套超級英雄劇。事實上,幻想在青少年中是普遍的事,從影片製作者的想像力中,這種普遍性也被展示了。但在另一個層面上,我們可以從相反角度閱讀這些影片,更準確地說,這些影片表達他們對超越平凡、普通,以及日常生活平庸的渴望。

在我看過的所有All About Us的影片中,最直接地表達這種強烈渴望去打破青少年單調的生活的作品是Don’t Just Dream, Do!(2013)。這部影片是真誠、真實、發人深省的戲劇,它講述了兩兄弟和他們的夢想:兩兄弟中有一個希望成為一名歌手,而另一個就渴望成為跑酷 (Parkour)的街頭運動藝人。就像Raymond Williams寫的關於現實中普羅意識到自己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力(並不是被貴族階級加以界定和限制的),Don’t Just Dream, Do!主角的生活通過他們的自豪而找到權力,並就此讓少數族裔的生活,成為可以向世界展示的真實。

 

生活不存灰色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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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美華,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和電影顧問;曾任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創意教育總監、校長、副校監和書院顧問。】

 

從觀看這些由少數族裔青少年拍攝的短片,我們可窺見他們的興趣和關注事情,而有趣的觀察是他們和中國籍的青少年的分別。

和英雄主義

Once Upon A Time (2013)有濃厚香港黑社會打鬥片的影子。大阿哥老虎仔訓練了兩個少年打手,然後因其中一個不願聽從老虎仔的命令去偷東西,而老虎仔叫另外一個把他打死了。這故事是發生在深水埗。整套影片就是在不同的打鬥場面中渡過。在過程中我們看到深水埗不同的面貌,我們看到打鬥形式的多樣化,我們看到這些少數族裔青少年們生活的側影。其中特別的一點是他們沒有清晰的道德批判,道義不在他們的強調中。老虎仔是一個「大奸大惡」,但最終他仍還是沒給捉拿,能逍遙法外,而老虎仔的外型,如他的白色畢挺西裝和他的有型有款的動作和言談,也給了這些青少年英雄本色的一些另類定義。

Jellyfishman (2013),這短片則從另一角度製造英雄本色。久保田是一個日本少年,在校被欺凌,他原本是一個溫文爾雅和喜歡音樂的少年,卻要習武起來。這短片花了很多片段來描繪久保田的習武過程,有點RAMBO的影子,亦有BATMAN或SUPERMAN的影子,因久保田帶了面具去行俠仗義。這短片明顯地有道德取向,那就是以暴制暴,而自強是要旨。

浪漫情懷

Troubled Love (2013)裡的 Camille 坦白告訴LT她愛他,而LT也坦白告訴他不愛她,另愛Christine。他們這代的浪漫程式就是速戰速決,沒有經典式的細水長流愛情故事,愛情中的嫉妒也是快速地以暴力解決,沒有什麼心理性的描述。

另一種的青少年浪漫也在這輯短片中的Don’t Just Dream, Do! (2013) 被看見。兩個尼泊爾少年的幻想  ─  George想做歌手而Bob想做Parkour [1],兩人各自發夢。當夢醒時,他們知曉成功必需努力,不能只是空想和無意義地過日子。

至於Gender and Football (2013) 這種有女性主義味道的浪漫情懷是頗特別。幾個印巴女孩子不讓男同學們叫她們回家做家務,不理父母的反對,努力練習踢足球,而終於贏倒了男孩子們。而有趣的一點是她們把自己裝扮成男孩子上場,究竟是她們想強化女性角色,或是她們要做「男孩」?當字幕把大大的GIRLS的分數呈現時,這些女孩子就只是想告訴我們:我們也可以如男孩子般踢足球。電影容許她們的浪漫實現,希望在真實生活,她們也可做很多男孩子的事情。

創意幻想

Triphobia (2013)是具特別內容的短片。它呈現一個神奇老人如何風趣地幫三個少年克服了他們的恐懼症。而在有創意之餘,這短片的製作少年也呈現了他的幽默感,最終那老人也給恐懼症難到!

整體結論

這2013-2014專輯反映了這些少數族裔青少年並不和別的青少年有多大分別,他們所遇到的問題也是多數青少年所遇到的一樣,充滿幻想,而欣喜的要點是他們整體上是對生活不存灰色調子,雖是浪漫或不切實,他們的創作調子是充滿動力、積極意識和幽默。當然手法仍是傳統,但這只是他們的開始階段,而他們用影像和聲音、動作和情感來說他們自己的故事,也著實說得上清晰和動人。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自信透過創作過程和呈現而能融入他們在香港的生活,使他們能如其他青少年一樣在這城建立他們的文化和身份。

 

[1] Parkour常被歸類為一種極限運動。它並沒有既定規則,做這項運動的人只是將各種日常設施當作障礙物或輔助,在其間迅速跑跳穿行。

英雄‧創意‧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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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美華,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和電影顧問;曾任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創意教育總監、校長、副校監和書院顧問。】

 

這年度的短片看到少數族裔青少年和一些華裔青少年的合作,這合作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了共融和創意衝擊。而有趣的觀察是這些青少年所呈現的影像內容沒有特別的族裔分別,題材多是一些普通香港人皆常感興趣的動作片、鬼片。當然,隨這些流行片種外,這些青少年也講到學校的故事。若然說到文化影響,當然生活在香港的少數族裔青少年必然是受到香港的類型片所影響。而有些特別的就是這些青少年沒有以他們的家庭和社區來作為他們的創作或表達的題材。提綱挈領地,今次這六部短片可大致分為三個不同的範疇。

其一是動作槍戰

Killer X2 (2012) 是關於復仇,最終中國青年陳大文用槍殺了在一年前曾槍傷他的印巴青年。在過程中也還有一些打鬥場面。這短片最特別的地方是導演用了Bollywood 的快速節奏音樂來為電影製造緊張氣氛,為短片帶來印度流行音樂文化元素。

The Dark Dream (2012) 則是警匪動作槍戰片。這短片的特色是男主角常用槍來處置犯罪的人。影片繞過了法律角度來讓槍桿子來停止罪惡,而警察執法的主要工具是槍和功夫。為什麼這印巴籍的青年會如斯相信執法者用槍的絕對權威性? 槍看來成了這一代青少年人的英雄主義投射。

其二是學校生活

The Day After Today Is Another Day (2012) 描述校園生活褢幽默的一小篇。少年Gandhi每天都有新主意,使和他合作的同學吃不消,而團隊功課故此永遠沒完沒了。導演倒能把幽默感拍出來。

Santiago Clause (2012) 這小故事則講述男生Santiago因為女同學Julia 的影響,而不再欺凌同學,並將自己變成聖誕老人送禮物給同學和制止欺凌發生。這短片富教育意味但不說教,充滿正能量和純真情懷。

其三是鬼故事

The Doll (2012)較為簡單,年青創作人只是想嘗試拍出一點點的驚嚇,而效果是達到的。短片褢的重複對白「不要留下我孤獨一個」讓人有點兒毛骨悚然。

The Reflection (2012) 在舖排上則來得複雜得多,創作人在情節的推進和畫面上的氣氛營造下了很多功夫。而在攝製、剪接和音效方面也很用心,在這眾多的短片中,它是較突出和成熟的作品。

期望

這些少數族裔青少年看來是喜歡英雄主義式的動作電影,亦受鬼片的影響。學校生活也有談及,全是他們外圍生活的呈現。從這角度看,他們是和其他青少年沒分別。但若然他們能嘗試呈現多點他們自己的文化,如Killer X2 (2012)用了Bollywood 式的音樂,那麼除了共融外,也可感受到他們的獨特文化身份。

 

文化差異

【文:馮美華,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和電影顧問;曾任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創意教育總監、校長、副校監和書院顧問。】

這年度的All About Us 多了文化觸覺,其中涉及語言上和生活細節上,使我們在少數族裔的生活裹,認識他們多一點。短片製作把他們和香港青少年融合在一起,而這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實在容許更大的探索,而藝術創作就是其中途徑。最終這相互的文化探索會豐富本城的人文精神和素養,這麼All About Us 就更有意義。

讓我們先從語言出發吧

Killer X Translator (2011)的印巴少年為印巴殺手和被槍傷的中國青年陳大文作翻譯,雖然電影情節簡單,但在那翻譯的過程中,我們可窺見到巴基斯坦語和中文間的語意差異,它令人物帶來的誤會,亦意外地為電影帶來些許幽默意緒。

U’r Going to Hell (2011)是鬼片的題材,但創作人主要是用了「你去死喇!」作為短片的「口號」,那印巴籍的鬼魂就是不停地讀着這句話,幽默處是那兩個印巴青少年完全不被鬼魂嚇到,反而說了這句有趣的說話: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next time speak English. 」,更幽默的是鬼魂終於無可奈何地離開這曾被它霸佔了的鬼屋。

繼而從感覺進入

至於Someday (2011)則是關於一個泰國女孩子記錄了她在這城生活的開段,頗具詩意。她遊走於學校、街道、交通工具中觀察和感受香港人的生活狀態,當然這短片不容許作深層的文化探索,但畢竟在這城的生活讓她在創作上作出了許多感知上的文化回響,在數分鐘的影像和獨白中,令作品增添了個人獨特的文化色彩。

再從理性了解

最具文化比較(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是Chinese Desi Style! (2011),創作人用分割畫面來直接在外貌上(眼睛)、語言上、節日上、服飾上、宗教上、教育形式上、舞蹈上、禮儀上等等呈現兩個文族的差異,沒有故事情節,全是紀錄片形式。短片讓我們看到事實,雖然是沒有多少藝術修飾,畢竟青少年能從多方面呈現兩個族裔的文化差異是值得鼓勵和支持。

最後

這輯短片褢沒多少文化反映或許就只是這部School Idiots (2011),它算得上是技巧上的鍛鍊,讓我們看到這些不同族裔的青少年一起創作的多元性。

不同族裔的青少年走在一起,必定產生文化差異和多元性。只要有適當的技術和藝術支援及教育,這些聚合會帶來創意,使人驚喜的文化多元呈現,而不同導師的參與,亦會影響這些青少年的感知世界,好例子就是Someday (2011)的泰國女孩像是承傳了一些Jessey Tsang[1]的詩意,她的意像也多了別的青少年沒有的詩的感覺,很好!

 

[1]  Jessey Tsang曾翠珊,All About Us 2011/12其中一位藝術家導師。

成長中的「愛」

【文:馮美華,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和電影顧問 ;曾任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創意教育總監、校長、副校監和書院顧問。】

這是第一屆All About Us的作品,是整個社區藝術(少數族裔)創作計劃的開始。在這輯,我們看到少數族裔的青少年生活碎片,那包括了家庭、友誼、兩少無猜的愛情和對臉書沉溺。當然這些皆是這些青少年的初次錄像創作,手法和技術還有待發展,但他們對自己生活的觸覺帶給了他們創作內容,使我們認識他們和他們的情感生活多一點點。

家庭
The Mother’s Love (2010)相當有幽默感地呈現母子之間的感情,兒子為母親往士多跑了腿,然後就向她索錢。母親則細列了生他和育他的情況,最後寫著:母親之愛是不收錢的。手法特別的地方是母子之間是沒有對話,全是用文字和行動來表達。

成長
Everyway (2010)是關於成長遇到的愛情挫折,但幸好有好朋友在身邊,讓傷感消逝。整套短片是由一主題歌Everyway (2010)帶著走。短片富有青春氣息,而歌曲優美動人,創作人和她的朋友很用心地拍攝這「MTV」,而事後花絮可看到她們是非常投入這次錄像創作經驗中。

The True Friendship (2010) 裡兩個男孩子使人了解到他倆是好朋友,他們不只是共享樂,也共患難。

Facebook Addiction (2010) 則呈現了一個男孩子如何沉迷於臉書,因而忽略了功課和朋友。他午夜夢迴也只是掛念著臉書,生活除了臉書,就沒有其他。青少年能透過創作去反思對臉書沉溺的危險,也反映了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遇到的精神困頓,要從總沉迷中走出來並不是一件易事。

結論
這輯錄像創作有尼泊爾、菲律賓、印巴和中國等不同種族的青少年參與。不多不少也讓我們看到他們的不同,那不只是語言上,還有的是在形神間的一些細緻的表情和動作,當然他們的文化特質也有分別。這次他們聚在一起,學習錄像技術和創作,給他們帶來了互相認識的機會,在互動中共同合作拍攝錄像,從而使他們更能表達自我和互相尊重各自的不同。

一次有意思的不同種族青少年之創作共融,應讓這形式的合作發展,好使青少年能知道多元文化的存在。

 

邊緣視角續論

【文:鄧鍵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香港文化、政治傳播,參與ifva的評論工作近十年。】

 

〈邊緣中的邊緣〉一文,嘗試從創作者,即少數族裔的社會位置,及他們的主觀意志與社會結構如何辯證的角度出發,建議從三個方向閱讀「影像無國界」的作品,及當中呈視出香港少數族裔的日常生活經驗。當中,「邊緣視角」一部份尤其值得討論。

 

少數族裔(特別是南亞裔人士)在香港的社會位置,有其獨特性,也有普遍性。獨特在於,從他們的上一輩、前一輩來港的經歷與殖民地歷史;到九七後香港的社會制度對他們越來越不友善,是他們與香港政治社會的獨有連繫。但是,如果把他們視為在社會屬於邊緣位置的一般少數族群,他們的文化經驗,跟其他地方比較,其實有很大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是一種很底層,很「underdog」的社群文化。這裡謂「underdog」,並沒有輕蔑意思。具體來說,這意味著一種被壓抑、難出頭的社會位置。在不少大城市裡面,內部經濟分工的兩極化相當嚴重。從事高檔服務業,固然相當好搵。但是,一些從事基層服務的勞動人口,經濟回報越來越差。族裔,是決定誰來擔當基層工作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在美國,是黑人及拉丁裔人;在新加坡,是馬拉人;在香港,不少是南亞裔人。這正是剛才說,這是大城市的普遍狀況。一般來說,因為他們的成長經歷,及明知難以出頭的人生觀,他們往往傾向跟主流社會相信、認同的價值觀保持距離。美國黑人的流行文化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參照。hip-hop music 就有不少關於性、毒品、及時行樂的題材。主流社會鼓吹的向上流動的途徑,難以在他們身上發揮作用,甚至乎,他們會質疑、批判整套民主制度,認為只是滿足少數權貴的遊戲。

 

正如前文提到,學員作品是集體創作,邊學邊拍,所見作品受眾多因素影響,不應該過份執著解讀細節。不過,上述所謂「underdog」的傾向作為一種次文化,在「影像無國界」的作品中,也有出現。所謂跟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保持距離,最直接的呈現,在於「延後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s)的完全缺席(除了Don’t Just Dream, Do (2013)、Santiago Clause (2012) 是當中較明顯的例外)。從作品呈現出來,他們著眼於「當下」,著眼於以個人方式,以直接的辦法,處理「當下」的事,馬上獲得結果。其中一種體現,可以是「以暴易暴」。Jellyfishman (2013)裡面的日本伙子需要神秘頭套,讓自己免受欺負,甚至保護弱小。The Dark Dream (2012)縱有「警匪」成份,其實是二人夙怨,私下槍火了斷。又或者,這種當下,可以呈現為一種直接的還擊、報復,例如Triphobia (2013)、U‘r Going to Hell (2011)。

 

當然,本文的討論並非認為「影像無國界」所有作品都有「underdog」的特質。事實上,如前文指,當中也有關於友情,或比較兩地文化的錄像創作。然而,上述的文本元素,連繫到少數族裔在香港的生活境況,我們也許可以作出這種次文化的解讀。我們也可以說,黑幫、殺手,以至一些與神鬼相關的題材,如The Doll (2012)、Reflection (2012),其實只是年輕人較「就手」的創作點子。但正如先前討論提到,要從他們的錄像作品推敲他們的生活文化,除了留意他們「拍攝」了甚麼之外,更重要是,有甚麼缺席了。一般香港年輕人的錄像,會講抱負、講公開試、講師生情誼,或者這個城市裡面一些他們熱愛的地方。然而,這些元素,在少數族裔的作品裡面,都難以找到,這正正是他們跟香港主流社會的距離所在。

 

邊緣中的邊緣

【文:鄧鍵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香港文化、政治傳播,參與ifva的評論工作近十年。】

過去幾十年關於香港文化的討論,一直離不開所謂「中心」與「邊緣」的說法。一方面,香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長時間華洋雜處,被視為中華文明的「邊緣」;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文化背景、歷史,恰好令這個城市孕育出一種獨一無二、自成一格,同時充滿生命力的文化體系,對當代華人文化的影響力無可估量,是為華人文化的「中心」。然而,有一點不容忽視:其實,這種「邊緣」與「中心」的論調,均以香港作為所謂的「華人社會」為前提。固然,香港大部份人口是華人,但這跟香港是否一個理所當然的「華人社會」,其實沒有直接關係。回顧早期的殖民歷史,雖然香港大部份人口同樣是華人,但那時的香港,傾向被視為「港口城市」多於「華人社會」,港口性格凌駕某個族群的文化傾向。那時候,印度人、波斯人、尼泊爾人、歐洲白人等不同族裔的流動人口,因為不同原因,在這個「港口城市」進進出出,甚至落地生根,是早期的香港人。不過,隨著華人掌握了敍述香港的話語,英國人以外的非華裔社群成為了香港的邊緣份子,失去敍述香港社會、香港歷史應有的核心角色。換言之,從中原華人文化角色出發,香港是華人文化的邊緣,而香港的少數族裔,則連介入「邊緣」、「中心」爭論的角色也沒有,成為了「邊緣中的邊緣」。一方面,客觀他們是香港的一部份,他們過著香港尋常百姓的生活,跟一般香港人一樣,受香港的教育、社會制度影響,也是一般香港人的社區鄰舍。另一方面,在經濟階級、生活文化的差異面前,他們始終跟香港主流社會格格不入。而這種「格格不入」,不是多元的實踐,而是一種互不相干。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分析這些作品的出發點,未必需要太執意鑽研某種所謂族群文化的呈現。當然,這裡沒有否認,一些作品嘗試認真展示、比較他們眼中自身文化與華人文化的差異,如:Making Momo (2010)、CHINESE DESI STYLE! (2011);或以較抽離的角度表現他們的日常生活,如:Someday (2011)。但是,這裡的討論會更著重探索他們身處邊緣的狀況,及他們如何跟這個城市的主流社會辯證。沿這個脈絡,「影像無國界」的大部份作品大概可以分為三類。

(一)  主流社會:正如上一篇文章提到,少數族裔跟香港的普羅大眾一樣,生活在同一個香港社會,相異之餘,其實生活、文化方面的一致之處,也有不少,而這些相近之處,其實相當普遍(generic)。這種情況,在Facebook Addition (2010)呈現出來,尤其明顯。正如它的主題,這是關於沉迷Facebook的短片。換言之,除了片中演員都是少數族裔之外,影片的主題,當中的訊息,其實跟族裔身份關係不大,甚至乎,香港以外任何一個先進城市,都能夠以同樣題材創作。同樣,Mother’s Love (2010)涉及的感人親情、The Day after Today is Another Day (2012)裡面的校園狀況、Football Passion (2013) 巾幗鬚眉之爭,也是一種相當普遍,屬於每個人日常經驗的部份。甚至乎,放在任何一種文化背景,也可以同樣發揮。

(二)  邊緣視角:相對來說,這一類作品比較能夠突出少數族裔與香港社會的關係。或者說,它們比較鮮明地展示出他們身處香港的「邊緣特質」。這裡所謂「邊緣特質」,意味著他們因為經濟階級、社會流動困難等惡劣環境下,呈現出來的社會角度。當然,他們不會在作品中「控訴」自己面對的社會不平等,甚至乎,我們不能假設他們都有這種自覺意識。然而,儘管他們有意無意地「接受」了這種狀況,他們身處的階級位置而呈現出的社會視角,仍然鮮明可見。最明顯的例子是,回顧四年的作品,關於黑幫、殺手的影片實在不少,例如:Killer x 2 (2012)、Jellyfishman (2013)。一些觀眾往往容易把焦點放在他們「好勇鬥狠」、「以暴易暴」的一面。但是,如果把「以暴易暴」抽象化為解決問題的方式,倒過來說,一種依循「正常」、「程序」等制度來解決問題的方式,並沒有植根他們的生活文化,甚至存在一定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或多或少在The Dark Dream (2013)裡面的兵賊關係中反映出。關於作品的邊緣視角,我會另文加以討論。

(三)  商榷(negotiating)角度:這是有趣的發現,但相關文本不多。當邊緣視角預設了他們身處邊緣位置,就會自己的生活經歷、社會觀念作為創作起點的時候;事實上,有意無意間,能動者(agency,在這裡指少數族裔)會作出一定的反抗,在既定的階級位置及文本生產的緊扣關係面前,奪取更大的敍事空間。u’r going to hell (2011) 是較有代表性的文本。當中,講廣東話的猛鬼,嚇人不遂,反而被兩個南亞裔青年打得冇鞋挽屐走,期間青年邊打邊叫猛鬼「speak in English」。在香港這個尤其重視英語的全球城市,擅長英語的南亞裔人,偏偏因為不擅長廣東話,難以向上流動。儘管作者們未必有平反的意圖,但當中的反抗力量,不言而喻。另外,雖然不少香港人都知道有很多少數族裔於深水埗區生活,但是,當我們認識、敍述深水埗的時候,很多時都沒有考慮到少數族裔的位置。Once Upon a Time in SSP (2013) 的重要之處,正正在於以學員們的視角,幽默地為這個地區掛上「Once Upon a Time in…」的史詩氣魄,為深水埗注入新的文本意義。

創作的過程,是從生活經歷中發掘創作元素,重新整理,並賦予意義的過程。香港的少數族裔一方面跟其他香港人一樣,生活在同一個香港社會;另一方面,他們的種族,及隨之而來有形無形的社會區隔,令他們面對跟大部份香港人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這種跟龐大主流既交叠又疏離的狀態,呈現於創作文本,雜混卻有序,時張時弛,並非簡單地把他們視為邊緣社群就足以了解。

 

有了錄像,然後是甚麼?

【文:鄧鍵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香港文化、政治傳播,參與ifva的評論工作近十年。】

「影像無國界」舉辦了四屆,學員作品共有25條短片。可以說,「影像無國界」是香港首個以少數族裔為對象的錄像計劃。拎起鏡頭,他們成為了敍事的主人,繪畫自己的意念,拍攝自己的世界。不論成果如何,「影像無國界」這個構思、起點,本身意義重大。香港社會討論少數族裔的時候,往往從社會問題、福利分配的角度出發,看待他們的生活狀況。在這種角度下,「少數族裔」總被闡述為一堆數字、一些矛盾;然後,在一堆更驚人的數字,更嚴重的矛盾面前,他們又總難以跟其他議題競爭,被迫讓路。如何讓少數的聲音,跑入大眾的眼球,引起社會的回響,是一門學問。所謂「聲音」,意味著一種觀點,一種角度,一個發聲的主體;而「少數」、「弱勢」面對的最大困難,不在於數字能否呈現他們身處的宏觀環境,而是他們一直欠缺一個讓自己當主角,用自己的角度,重新呈現社會、展示生活的平台,讓人記住,他們也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緒,有感觸的個體。

從這個角度出發,「影像無國界」這22條短片,恰好是關於香港少數族裔的註腳。四年的工作坊,共244名參加者,透過創作,透過鏡頭,記載他們眼中的自己及身處的社群。作品裡面,他們並非小眾,絕不邊緣。每一段錄像,都在闡述他們眼中的香港,而不是社會看待他們的偏頗成見、刻板印象。這些短片,大部份可以在ifva的網站找到,能夠充當大眾初步接觸香港少數族裔的起點。

既然材料就在這裡,有心人都希望從中了解香港少數族裔青年的生活文化,接下來要問,這些錄像作品到底承載甚麼意義,我們應該對這個影像庫懷著甚麼期望,希望從中看到甚麼?然後,要進一步問,我們應該如何入手,從這些作品連繫文本、社群、香港社會之間的關係?當然,這是一個抽象的問題,也是文本分析必然涉及的問題意識。這裡圍繞「影像無國界」工作坊及學員作品,加以討論。

首先要明白兩點:(一)這些錄像作品,是錄像「創作」,不是紀錄片。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創作元素,感受、發掘他們的生活,然而,這些作品不是關於他們的生活。他們是發揮自己的主體,不是被紀錄的客體。(二)不要對作品有獵奇的期望。畢竟,大部份參加者都是香港土生土長的香港年輕人。他們的玩意、興致,很多時候其實跟一般香港後生華人沒有兩樣。不要預期當中會有很大的文化差異。反而,如何代入他們的生活,摸索他們的創作元素從何而來,整理他們與香港主流年輕華人的異與同,才是最有趣味的部份。

舉例說,這25條短片當中,有6部作品都在學校發生,或跟學校、同學、功課有關[1]。可以說,跟一般青少年組的作品一樣,學校是他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領域,也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創作背景。然後,我們又會發覺,他們眼中的「校園」,跟一般香港人略有不同。他們沒有提及公開試,也極少提到個人志向。圍繞他們校園生活的,似乎更多是生活瑣事(School Idiots (2011)、The Day after Today is Another Day (2012))、校園欺凌(Santiago Clause (2012)、Troubled Love (2013))等等。當然,我們不能由此斷定,少數族裔面對特別嚴重的校園欺凌。不過,從他們對學校的聯想,連繫到他們在香港面對的社會流動問題,可以理解,當一般香港學生為公開試操心、為同學各奔前程糾結的時候,對少數族裔而言,學校未必跟所謂「前程」產生任何關係。

這種分析進路,不主張就文本細節作太過深入的詮釋。畢竟,他們的作品不是個人創作,而是每個小組不同族裔成員之間互相了解、蘊釀。同時,拍攝過程往往遇到各種困離,令製成品跟原來構思不盡相同。太過集中分析個別細節,容易捉錯用神。反而,面對文本,分析者更應該先構想,同樣的題材,同樣的背景,如果放在一般香港人身上,會是甚麼模樣,再逐步摸索、推敲各自生活處境的差異,如何引伸成各自的創作元素。

 

[1]這6部作品當中,School Idiots (2011)、Santiago Clause (2012)、The Day after Today is Another Day (2012)、Trouble Love (2013)是較明確以學校為背景的故事;Don’t Just Dream, Do (2013)、Football Passion (2013) 則純粹涉及學校這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