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無國界-導師林森專訪

文:楊兩全,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從事影像及文字創作。

林森的組員有九位,主要來自菲律賓和尼泊爾。跟王綺美那一組不一樣,這一班學員中,只有一位學員的中文比較好,其他學員主要以英文才能溝通。

導師林森與組員

導師林森與組員

透過與這班少數族裔學員拍片,林森更切實的了解到少數族裔在香港的生活。譬如說,外出拍攝,總要和時間競賽,「放飯」能快則快;但和少數族裔學員拍片,就要照顧到他們的宗教飲食禁忌──不吃豬肉,雞肉和牛肉要拜過神才能吃。「茶餐廳就唔食得,都係要去返M記,因為有魚柳包。」他們有的甚至更嚴謹,需要每日某個時段向某個方向朝拜真主,這對於拍攝時間的安排也會有所限制。林森都很明白和理解這種文化上的不同,卻有感香港的生活模式,大概會對他們造成很多不便。

語言又是另一個問題。有一次,林森要他們借用學校的小食部拍攝,他想他們自己親自問小食部的阿姐,可是他們猶豫了很久也不問,與平日主動大膽的個性很不一樣,林森這才發現原來阿姐不懂得聽英文。林森依然逼他們嘗試,於是,所有學員陪著唯一一個中文比較好的學員去問,最後成功借到。拍攝上偶爾遇到的困難;在日常生活,就是時常的不便了。

「不過呢個無得講,去到一個新地方,就要努力學習嗰個地方的語言。」林森認為,生活上,這是是無可厚非的;但教育上,考試制度要求他們和本地學生有同等程度的中文能力,這無擬扼殺了他們某些機會。林森從他的學員身上,有時也會感覺到這種無力感,發現他們很早就會抱著去中環酒吧返工、做空姐這些想法──只需要講英文就可以了。這樣或許會局限了他們的發展,明明有潛質才華,卻要去做別的事情,十分可惜。

The Magic Pen (2015) 拍攝花絮

The Magic Pen (2015) 拍攝花絮

文化上的差異,令林森感到少數族裔在香港生活的一些困難。可是,林森也在這班少數族裔學員身上,看見一樣尤其重要的特質,令習慣於香港生活的他,得到一些反思的。

他們創作的劇情短片The Magical Pen (2015),其中一個畫面是這樣的:一個人在紙上畫了一部iphone,然後運用剪接,下一個鏡頭那紙上的iphone就變成一部真的iphone。「我好記得,佢哋見到個效果,個表情係開心到不得了。」林森憶述。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剪接技巧,但那一刻,林森覺得,影像創作就是這麼令人著迷,這麼的純粹、簡單,就能為你帶來滿足。

在香港從事影像工作謀生的他,不時需要做一些純商業的影像工作,感覺很不一樣,沒那麼享受。和這班少數族裔學員一起拍片的過程中,才令他突然想起──「拍野可以係好純粹的一件事。有樣想講,就用你鍾意嘅方法去講。」

或許不論香港本地人,還是少數族裔,生活都必然會遇上各種大大小小的困難。不同問題,要尋找不同方法面對。但要記得,生活總有那麼一件很純粹的事,可以令自己好好投入、好好享受。「如果呢次活動之後,可以令佢哋諗到啲咩,想拍就拍。記住創作係咁純粹,咁就已經好好。」林森這樣笑說。

(重溫上篇:師生無國界-導師王綺美專訪

師生無國界-導師王綺美專訪

文:楊兩全,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從事影像及文字創作。

影像,作為一種說故事的方式,讓創作者透過影像作品和觀眾溝通,打破兩者「界限」。「影像無國界」這項計劃,除了影像創作外,還是影像教育,讓學員和導師一起拍製影像作品。在創作的相處中,兩者互相認識、交流,打破「界限」。

王綺美和林森,是2015「影像無國界」計劃其中兩位導師。他們與學員之間的故事,也就是「本地」和「少數族裔」的互相認識,打破「界限」的過程。

王綺美

王綺美的六位組員,來自巴基斯坦和菲律賓這兩個國家。起初,綺美曾擔心要與組員用英文溝通,會十分不便,後來她才發現,原來大家都會講廣東話,而且相當純正。會特別擔心語言的問題,是因為溝通是綺美和她組員相處的重點。這班少數族裔的學生相對本地學生而言,比較自我、反叛,「你要同佢哋成為朋友,先可以一齊夾手夾腳完成Project。」綺美這樣說。

導師王綺美與組員拍攝花絮

導師王綺美與組員拍攝花絮

Yusuf,是其中一個綺美印象特別深刻的學員。「做啲嘢好爆,好唔聽話,但又成日帶俾你歡笑,對佢真係又愛又恨。」綺美這樣形容Yusuf。在拍攝現場,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令他肯聽導演Hussain的話,他經常搞搞震,可是演出又真的特別生動盞鬼。

和這班少數族裔學生相處就是這樣,他們不會是很乖很聽話的學生,他們都很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你要懂得怎樣去聆聽他,給他們表達自己,讓碰撞發生。今年是綺美第二次擔任活動導師,她說自己「上年就Control多啲,但後來發現,我覺得要Relax啲,俾佢哋Have fun」。

慢慢相處下去,綺美發現這班少數族裔學生是很需要被肯定的。「佢哋一做好啲野比你,佢地會好渴望你讚。你要識得喺適當嘅時間讚佢地。」有時綺美還會買一些小禮物給他們,他們就會很開心。綺美甚至還會願意讓他們上自己家一起剪片、加字幕,彼此的相處來得更加貼近。

組員Yusuf(左)、學生助理Ali(右)

組員Yusuf(左)、學生助理Ali(右)

走親和路線,綺美會和他們聊到很多拍片以外的東西,真正去認識他們、了解他們的文化生活。「我成日問佢地巴基斯坦啲家鄉故事。」綺美還笑說以為巴基斯坦這些南亞國家十分危險,走在街上都會被亂槍打死,學員們即說「點會呀!」

有時,學員們也會主動跟綺美分享他們的內心。就如其中一位學員表示,他有時會懷念以前在家鄉,有車牌、有槍牌,感覺可能比在香港更自由,「以前開車想去邊就去邊,有好靚嘅沙灘。」其父親在香港曾經在政府工作,月入可觀,但幾年前就因為壓力問題,轉行開貨車,看見父親這樣的決定,他說自己有很多不明白。這些內心世界的說話,這位學員有時也會跟綺美分享。

在綺美和他們短短的相處與拍攝過程中,或者未必能夠讓他們完全掌握到拍片的技巧,或成功拍出一段很完美的故事,但這些經歷和溝通,相信已經讓他們認識更加多、走得更加近。

(下篇:師生無國界-導師林森專訪

彈著結他傾劇本──少數族裔青年和本地青年的不同

文:楊兩全,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從事影像及文字創作。

「影像無國界」是一項為香港少數族裔青年而設的影像教育計劃。在2015/2016年的計劃中,活動導師王綺美和林森分別聯同兩班組員,創作出兩段劇情短片The Ghost Friend (2015)以及The Magical Pen (2015)。問及他們和少數族裔學生一起拍片的感覺,他們不約而同表達出一種相近的體會──率性、大膽、直接。

導師王綺美和林森都在本地中學教拍片,均感覺少數族裔青年和香港本地青年創作的個性、思維、氣氛都很不一樣。

不會當你是權威

「香港學生比較聽話,他們會跟照你的指示去做。」王綺美這樣形容本地學生。她給本地學生automatic writing(自動書寫)作為創意練習的功課,學生們都會寫。可是,當她叫少數族裔學生寫一封「給觀眾的信」,希望他們思考觀眾的感受,六個組員卻只有一個交。少數族裔學生比較不聽話、自我,如果用一般中小學生的標準來看,大概可以用「曳學生」來形容。

導師王綺美與組員

導師王綺美與組員

「他們(少數族裔學生)只是當你buddy,不會當你是權威。你要講清   楚每件事背後的理由,不然他們不會接受。」王綺美分享自己和她組員 的教學相處,自己要先花時間和他們聊天,跟他們成為朋友,建立關 係,才可以真正教他們拍片。雖然如此,他們其實並不難相處,「只要 一開口,就好快可以熟」。

基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個性,本地學生會「跟得足啲」,少數族裔學生 的作品難免會有多少「甩漏」。王綺美說,他們也認為自己的作品The Ghost Friend,主題是有點模糊不清,但王綺美認為不要緊,這就是學 習的過程,試過才會知道問題。可是,這樣的創作態度還是有其可貴之 處,如在鏡頭的處理上,他們率性的嘗試往往會帶來驚喜。王綺美給她 的本地學生看過他們的作品,大家都欣賞他們率性自然的鏡頭運用。

彈著結他傾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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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林森的組員

香港本地學生的時間表排得密密麻麻,功課沉重,學業壓力大得令人喘不過氣。本地學生給林森的感覺是很拘謹,好像受到很多無形的掣肘,即使問問題也很少人回答,看完短片沒什麼反應,這是常態。至於少數族裔學生,雖然也在港讀書,但他們的包袱好像沒那麼沈重,思維也就比較輕鬆,熱衷於發表自己的想法,十分活潑。這是林森對少數族裔學生的觀感。

「每一次開會傾故事,他們都會帶著一枝結他,每個人都會彈、都會唱,將結他一個傳一個。第一次見面,就已經這樣。本地同學沒可能這樣,一點也不怕醜。」導師林森這樣形容他和他一班少數族裔學生一邊彈結他,一邊傾劇本的情況──的確,很好玩,很有活力。

王綺美也認同少數族裔學生比較大膽主動,就以「誰想做演員?」這問題為例,本地學生不會有人舉手,少數族裔學生則會搶著做,這是本地學生和少數族裔學生的一大分別。

「離地」的想像

香港學生和少數族裔的創作題材也各有不同。林森說,自己身邊的本地學生關心的,多是校園生活,如功課、考試等;王綺美說,她的本地學生會嘗試討論社會議題,如「網絡廿三條」(版權修訂條例)等,都是源自生活。而林森認為,少數族裔學生的創作靈感,則來得比較簡單直接,他們平時喜歡看什麼片,就會想拍什麼片。細看「影像無國界」這幾年的作品,不難發現,他們的作品多次出現動作片、黑幫片的題材,或者這和他們較常接觸的主流商業片有關。

林森與組員拍攝Magic Pen

林森與組員拍攝 The Magic Pen

林森一組創作的劇情短片The Magical Pen,則富有相當的科幻元素。故事就由某位組員提出,「有一枝畫筆,畫什麼就有什麼,但只有自己看到,別人看不到」這一個奇想開始,然後各組員你一句我一句,慢慢發展出有起承轉合的故事。或者這和他們的生活沒有很直接的關係,但至少他們覺得好玩、有趣。

王綺美一組也有類似的情況。本來她和各組員一起討論主題時,談及他們一些生活面對的困難,如:未能達到父母期望、單親家庭下的成長等等。討論了兩堂後,編劇寫了一個大綱出來,卻竟然是一個鬼故、講友情。王綺美笑說:「很難捉摸他們的思維邏輯,跳得太快。」

不一樣的他們

這次「影像無國界」計劃,林森和王綺美的組員,主要來自巴基斯坦、菲律賓、尼泊爾這一帶南亞國家,有些在香港土生土長,有些只來了香港三四年。他們與本地青年的學習態度迴異,創作比較率性、大膽、直接。這或許和他們自身的文化特質有關?還是他們根本沒有像本地學生般,深受香港傳統的教育文化影響?

 

生長於香港的他(二)──「豐腴」的肥料

文字、攝影:楊兩全,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從事影像及文字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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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與吸收

Ali和他的弟弟Anus一起參加了2013年及2014年的「影像無國界」All About Us計劃,拍攝了兩支劇情短片作品,Once upon a time in SSP (2013)和Simply Friends (2014)。創作,是一種表達,是他們內在的展現。雖然這兩支作品,都屬於集體創作,但或多或少,都是他們內心面貌的一種呈現。從他們的創作,也可以探視他們的吸收。

流行的歐美

Once upon a time in SSP (2013) 影片截圖

Once upon a time in SSP (2013) 影片截圖

Once upon a time in SSP講述一名黑幫老大Lo Fu Chai,在深水埗街頭收養了兩名孤兒Haider及Sami,將他們訓練成殺手。當他們學有所成,Lo Fu Chai便開始分派任務給他們。Haider卻不願行惡,於是Lo Fu Chai便命Sami對付Haider,將Haider殺了 。十年後Sami成為Lo Fu Chai的得力助手,卻在一次毒品買賣中,跌入警方陷阱,Sami力保Lo Fu Chai,最後犧牲,而Lo Fu Chai得以逃脫。警匪犯罪片的主題,大量槍戰追殺的畫面,快速緊張的音樂,不難發現,他們都很受主流商業警匪片影響,對裡面槍林彈火的世界充滿幻想。

問及Ali平日喜歡看什麼影視作品,「Sherlock、Arrow、Flash、Man in Black……」對於拍出Once upon a time in SSP這樣的作品來說,這類英雄主義式動作片的答案並不意外,都是嚮往直接的、暴力的表達。反而有趣的是,Ali提及的,都是歐美的作品,竟然沒有提及香港的作品。「我已經唔會睇翡翠台,以前中三都會睇,呢排好陌生,比較多留意外國娛樂,吸引好多。」不單是Ali,似乎Ali身邊的香港朋友圈子也出現類似情況。「我地班有十幾個同學都係咁,我地會跟外國速度咁睇,唔會跟明珠台,好慢。有幾個特別鐘意Sherlock,我地就會特別熟。」筆者聽到Ali如是說,不禁苦笑起來,Ali所說的畫面,一班同學在班房內討論電視劇劇情,筆者在中學時也有類似經歷,但當時,我們討論的,是TVB的《溏心風暴》、《巾幗梟雄》。

處身的香港

Simply Friends (2014) 影片截圖

Simply Friends (2014) 影片截圖

另一套作品Simply Friends,與Once upon a time in SSP題材風格很不一樣,是一套講述友情的作品。Simply Friends中有兩個故事,利用類似《重慶森林》金城武與王菲在快餐店相遇的方式,安排兩個故事的主角在銅鑼灣佔領區相遇,從而將兩個故事連接起來。上半部的故事是Ali的作品,故事很簡單,就是一對朋友在討論要不要去罷課佔中,一個怕上街會被家人罵,一個笑對方無膽,兩個男生躲在學校廁格暗串互窒,也有一番「港味」。這個故事,很明顯受到2014年「佔中」熾熱的社會氣氛所影響,促成這個與「佔中」相關的故事,可見香港的社會氛圍對他們有著直接影響。

不論Simply FriendsOnce upon a time in SSP,影片當中的族裔分別其實沒有很大,母文化的痕跡並不顯著,反而盛行的歐美商業片、處身的香港社會大環境,對這兩部作品的影響更多。

太狹窄的香港  太遙遠的荷里活

拍過兩套劇情短片,對於拍片,Ali深感興趣,今年還成為「影像無國界」All About Us 2015/16計劃的學生助理,由被栽培者,成為施肥者。問到Ali以後可會循著影像創作的方向發展,Ali笑一笑。

「我想讀建築,都係同藝術有關。電影喺香港好難有發展,想發展都要到外國。我就實際啲,我讀科學,都係向建築工程方面發展好啲。 」

這種在香港經常聽得見的無奈,從眼前這個年青的巴基斯坦裔少年口中說出,忽然覺得,無奈,的確是無分族裔的,我們到底是活在同一塊土地。奇怪是我們城市如此豐腴,影視文化的肥料在身邊俯拾皆是,本應是創作的樂土,怎地夢想的空氣,在這裡卻又如此稀薄呢?

 

生長於香港的他(一)──「斷裂」的臍帶

文字、攝影:楊兩全,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從事影像及文字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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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長

他,今年中六,就讀區內一所中文中學,選修Physics、Chemistry、M2,即將應付來年的DSE。放學補習,有時跟朋友夾Band,逢星期六回校,與同學一起參加英語辯論活動,目的是要學好英文。每天上課、讀書、補習、參加課外活動、與同學談天說笑,生活就如大部分香港中學生一樣。

他的名字是Ali Shamaz,不吃豬肉;吃雞吃牛的話,必先拜過才可以食用;香港伊斯蘭餐廳不多,和同學放Lunch多數吃魚。一口流利廣東話,沒有絲毫口音,筆者微感驚訝,Ali笑說:「梗係啦,我母語就係廣東話。」如果不是他的名字、膚色外貌,飲食習慣,筆者幾乎看不出眼前這個16歲的巴基斯坦青年,和一般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有何分別。

事實上,Ali也是土生土長,一出生便在香港。父母親都是巴基斯坦人,在九十年代來到香港,定居生活。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Ali的故事與香港不少家庭都十分相似,筆者的父母親就是海南島人,八十年代移民香港。我們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卻有著迥異的根。

哥哥Ali

哥哥Ali

家鄉的語言

語言是我們文化的家園,支撐著我們虛弱的身份。筆者一出世,便是先學海南話,到了幼稚園才慢慢學起廣東話。現在當然廣東話最為流利,海南話已忘了一半,但回到家鄉,勉強還可以和爺爺嫲嫲生活溝通。

「那麼,你懂得烏都語(巴基斯坦方言)嗎?」

「我哋識簡單嗰種。」Ali說,巴基斯坦當地人說的烏都語,是混雜印度、沙地阿拉伯等兩三種口音的烏都語,而他們只懂得最簡單的那種,跟當地人說的最地道的烏都語有點不同。「其實我都唔知自己嗰種烏都語係邊一種。」Ali尷尬笑笑。

Ali小時候還會經常回清真寺,清真寺內有很多巴基斯坦人,大家都在說著烏都語,家內父母親有時也會說,Ali聽著聽著,自自然然就學會了。不過在香港,學校推行兩文三語,大部分時間身邊的同學都在說廣東話、學英文。廣東話反成了Ali最流利的語音;星期六少回清真寺了,改回學校學英辯,練習英文;手機的輸入法,也是用普通話拼音。生活在推崇兩文三語的香港之中,烏都語也順理成章地成了生活中較為次末的語言。

走在故鄉的土上

「第一次返巴基斯坦係十年前,嗰陣時嘅野已經無晒記憶。唯一一次清醒咁返,係前年。」原來,十六歲的Ali只回過巴基斯坦兩次,對於巴基斯坦的印象,一直也是聽家人說或是來自網絡資訊,真真正正親身接觸、認識巴基斯坦,也只是兩年前的一次。「好多野都係前年去巴基斯坦先體會返黎,先知道佢哋啲野食、士多、店鋪、交通工具各樣。」、「周圍都係芒果,物價又平」、「嗰度全部都係屋唔係樓,地方大啲爽啲,不過就成日停電……」

那個「本應」熟悉的地方,竟然是那麼陌生;然而「本應」陌生的地方,去到,又是那麼親切。Ali那次回到巴基斯坦,自己亂走時搞亂了回家的方向,他隨便問一個路人,說起了舅父的名字,那人就立即為他指出回家的方向。那一刻,Ali覺得這裡的親切感,不是在香港會感受到的。

Ali的弟弟Anus也憶述:「嗰度啲人好易識,明明大家唔識,坐喺度,坐坐下就識左。嗰陣係親戚間鋪隔離,有個細路喺度玩火柴,我走過去叫佢比枝火柴我試下,咁樣就玩左一日。」的而且確,這樣的故事,在香港是陌生的。

「那麼,還會想再返巴基斯坦嗎?」

「唔啦,我出年要考DSE。」Ali輕輕一笑,不知是輕鬆還是無奈。

弟弟 Anus

弟弟 Anus

還未讀完的可蘭經

Ali和Anus兩兄弟十分融入香港的生活。同學老師都沒有特別視他為少數族裔學生,因為他們根本就像大部分香港中學生般生活著。以前Ali 還會天天返清真寺,小學放學後便返,可是後來慢慢就要補習,就只有周末才返,現在禮拜六也要回校練英語辯論了。「不過我就已經讀晒本可蘭經,佢地就仲未讀晒。」Ali說,「佢地」指的是Anus,比Ali少兩歲,更年輕的巴基斯坦小孩。

迅速的是這個世紀,變幻的是我們的城市,身處其中,不免走上某些必須跟從的軌道。至於根,那條母文化的臍帶,似是斷裂,但終究牽連,或許,是我們迅速變幻的這一代人,需要順藤摸瓜的追尋。

 

比鄰而居的文化參與(四):影像無國界──光影裡的少年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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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仕池,浸大人文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種族與情感政治等文化議題,曾任「影像無國界2013/14」的學生助理

本港的光影文化一直受華人主導的電視、電影工業影響,直到近年才出現幾個南亞裔演員,例如喬寶寶、Bitto、阿V (Vivek Mahbubani)、陳彼得和陳振華兩兄弟(他們都當過「影像無國界」的嘉賓講者)。雖然飾演的角色常常拋不開港人對南亞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但他們對演藝的熱誠可謂在影視工業裡殺出一條南亞路,偶然會出現一些特別的演出,例如喬寶寶在《衝呀!瘦薪兵團》演活「本地印度人」的形象。然而,本地主流文化卻一直缺少來自少數族裔社群的創作人的編導作品。

如果香港社會一直將光影文化視為進行(大眾傳播)溝通的文化資源,那麼要讓少數族裔表達故事和想法,學習如何取用文化(access to culture)則變得關鍵。ifva自2009年開辦的「影像無國界」(All About Us),就是一個專門為香港少數族裔青少年而設的創意媒體教育計劃。這個計劃即將進入第六屆,已累積超過30部由學員自編自導自演的短片,若以目前的積累看來,此計劃能重新被理解為一個文化參與平台,供少數族裔積極實踐文化公民權──表達差異、促進溝通。

這個創意平台,致力培育(cultivate)少數族裔學員對影像的應用,將他們的想法化作光影故事。因此,計劃所提供的兩個訓練營,主要是教導學員基本且實用的拍攝和剪接技巧,並培養他們對光影創作的想像力和敏銳度。作者有幸成為其中一屆的mentor,陪著那些活潑的學員從學習拍攝技巧、聚會商討劇本、製作道具安排場地、拍攝演出,到最後的作品剪輯,過程可謂笑中有淚。縱使這些作品有點幼嫩,但觀眾不難感受到這些故事真摯地表達出來的情感和價值,了解到少數族裔的「少年心事」。

「影像無國界」不只是一個影像教學計劃,更應被理解為一種另類媒體,使少數族裔年青創作者能與主流大眾溝通交流。如果在ifva的Youtube頻道回顧過去30多部作品,主題包括校園欺凌、愛情、友情、夢想、暴力、追逐、憂慮恐懼等等,不難發覺這些「少年心事」所呈現的成長經驗、情感、慾望和幻想等,明顯地與主流的青年人的有所不同(可參考馮美華、鄧鍵一寫過的影評)。這些由少數族裔青年參與的文化作品,除了為香港光影文化增添幾分少數族裔視角,還能栽培以溝通為基礎的共融文化。當這些短片能持續地搭配各類放映會供大眾觀賞時,這些另類的本土故事便躍進了尋常人自認的尋常之中,若是社區內小規模的放映活動,創作者則更有機會與街坊觀眾分享和討論,在交流的過程中相互了解。

「影像無國界」作為一個本港極難得且特殊的平台,支持了少數族裔的文化參與,更致力發酵出一種重視表達和溝通的共融文化;長遠來說,如果計劃能誘發一些少數族裔學員日後對影像創作的熱誠和抱負,那定會有助本港文化工業的多元發展。

 

後記:

感謝ifva的邀請,讓我適應用「人話」(少點學術言詞)講些少數族裔的故事;同時,在學術研究以外,也讓我有機會梳理一下過往三年跟少數族裔社群交往的經驗,或輕鬆的或嚴肅的。這些能讓少數族裔參與其中的平台,是需要藉著各方配合,經過相互的理解、投入、付出才得以維持的,因此請多加關注。最後,以文化參與的視角理解這三類參與,旨在讓讀者明白到,提倡種族共融不能空談和被動;透過參考這些難得的文化經驗,能重新發現實踐差異、活著不同的重要性,作為培養共融社會的可能。或許,這些文化參與只能逐少逐少地在不同的日常層面上改變著我們當中的「少數鄰人」固有的冷漠;但至少,我們享用這些經過「共融」的經驗時,不應再對少數鄰人的身份、經驗和付出視而不見。他們,一直在我們當中(amidst us)。

比鄰而居的文化參與(三):共同生活在葵涌──你的日常,我的日常

文、攝影:梁仕池,浸大人文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種族與情感政治等文化議題,曾任「影像無國界2013/14」的學生助理

不少本地學者認為,少數族裔在香港生活的其中一大困難,莫過於主流的華裔港人冷漠地對待他們的「異邦」鄰人。這種冷漠,多多少少是出於對他人的文化差異的無知和偏見所致。因此,這次我們要談的文化參與,將會轉移到日常等閒的(ordinary) 社區生活,看看少數族裔的文化元素和生活經驗如何影響一種強調相互作用和持續式參與的社區文化。

01

紮根葵涌的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轄下少數族裔服務單位,從2013年年底推行的「小區濃情-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www.kungyungkoon.org)至今也將快滿兩年,透過共融館、導賞團、工作坊、書寫歷史和活化工程等需要少數族裔和華裔居民積極參與的方式,去塑造和傳承一個成長中的種族共融的文化和經驗。

葵涌,一個正在步入夕陽的工業區,同時也是一個南亞裔居民聚居(主要巴基斯坦、其次是尼泊爾和印度)已超過三十年歷史的年青社區。同時,它又可稱為香港的「小巴基斯坦」,區內已發展出較為完善的回教社區設備[i],讓巴裔穆斯林居民選擇在此定居、工作和讀書,因此街頭巷尾不難發現玩耍的巴裔小孩。

02

然而,葵涌區所蘊含的南亞人情味和社區變化,我們甚少能從政府的統計數字得知[ii]。因此,這項社區共融計劃的獨特之處,就是它延伸出文化面向,致力將冷漠的數字──與多數的華人與少數的南亞人──轉化成一道道有感情有回憶的鄰舍關係。有次到訪共融館訪問負責這項計劃的社工Noel,她提及跨文化的參與對促進種族共融的重要性:

「當我們說種族共融時,其實是一種文化的交流,可是這些文化傳承不是出本書就做到的,而我們就希望以共融館作為平台來讓這些共融的文化得以傳承。」

這種傳承,包含了形塑、保留和提倡「共融」的鄰舍關係。因此,整個計劃的許多不同項目,除了讓少數族裔居民能參與其中,更嘗試勾畫葵涌社區與少數族裔有關的歷史、空間、衣食住行甚至回憶等等,試驗達成一種能彼此分享彼此參與的共融文化。

共融生活文化館是一個重要的實體空間,設於屏麗徑休憩處旁,平日都會對公眾開放。館內牆上的展版區,除了展示南亞居民在葵涌的歷史和生活習慣,也會介紹華人與巴人的節慶分別。館方(包括巴裔的副館長)與一班義工經常舉辦不同的工作坊,例如街坊放映會、美食分享會、音樂會等等,有時候,在館外的休憩處會舉辦微型墟市,藉以推廣本土經濟發展及強化本區跨文化特色;平常街坊也可至館內坐坐,試玩不同文化的桌上遊戲。文化館提供一個共融的共享空間務求變成街坊的聚腳地(作者曾另文作介紹[iii])。同時,「屏麗PLUS」的活化工程,綜合了不同街坊的建議,把共融館門前那個不完善的休憩處改建成能讓不同人都覺得舒適的跨文化小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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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南亞裔居民和義工作導賞員的文化團,先有介紹不同宗教與其生活方式的通識講座,然後帶領參加者到訪清真寺、南亞雜貨、蔬果店,穆林斯餐廳、共融館等等形成少數族裔在屏麗徑和屏富徑的日常生活的空間,還有口述區內南亞居民遷入的歷史與葵涌工業區的變遷、與華人鄰居的關係等等(作者曾另文作介紹[iv])。「屏麗記憶」,會以口述歷史的書寫方法更細緻地展現葵涌社區的跨文化的生活印記,這個文化團能讓參加者體驗到南亞居民與華人生活習慣的不同,裡面的故事、味道和感覺或許與主流華人的使用的街市和商場不一樣,但是一個「小巴基斯坦」的社區得以形成,是需要不同的空間才能組織出來(這些充滿南亞特色的社區空間其實都歡迎大家到訪或者購物,不會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拒於門外)。

04

值得反思的是,當政府不斷提倡種族共融的社區理念時,一般社區活動所強調的公開參與(程序上),可能沒有考慮如何鼓勵少數族裔去參與其中。希望透過上述的分享,能讓讀者了解到,文化參與的重要性,不單單是小眾有權去實踐他們不同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透過跨文化的社區計劃,能讓少數族裔的文化差異成為社區文化的一部分,成為社區文化變更的動力。換句話說,種族共融裡的共同生活,應該從改變「朝見口,晚見面」的鄰舍關係開始。

 

附註:

[i]巴基斯坦是一個主要信奉伊斯蘭或稱為回教(Islam)的國家。超過九成以上人口為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他們的衣著、生活習慣及食物等,與其信仰之宗教密不可分,例如每天需誦讀可蘭經及拜神五次、每年約九月為齋戒月(白天不喝不吃以示體驗苦難),他們平日多奉獻於社區裡的清真寺。同時,簡介會也有介紹南亞裔的服飾、飲食、運動等等。

[ii]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南亞裔少數族裔人士(包括巴基斯坦、尼泊爾及印度人)共6萬多人,當中巴基斯坦人士由2006年到2011年增加了近7000人(增幅逾六成)。而在全港的少數族裔人口中,以油尖旺及元朗區多,而葵青區的巴基斯坦少數族裔人口有2299人,位列全港三大。不過這些數字描繪不了葵涌區裡發生的變化,社工Noel指出,根據中心觀察,區內的少數族裔絶不少於2300。共融館的巴裔副館長阿文補充原因有三:(一)生育率高(二)不斷有巴裔人士搬來本區的私人樓宇居住(三)因語言問題,以致於人口普查時的回應率偏低,但往往於一戶裡已住有五至六人。

[iii] 「共融生活文化館」──共同生活,文化體驗 (http://ethnicityhk.com/2014/07/28/「共融生活文化館」──共同生活,文化體驗/)

[iv] 一個巴基斯坦人的小社區:葵涌少數族裔生活文化團 (http://ethnicityhk.com/2014/06/27/qbobo-an-indian-artist/)

比鄰而居的文化參與(二):佔/領彼此的家

文、攝影:梁仕池,浸大人文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種族與情感政治等文化議題,曾任「影像無國界2013/14」的學生助理

2014年9月30日,彌敦道中間的花槽壁,頓時變成民主塗鴉牆,佔領者在上面寫下各樣訴求和口號。在中、英文的符號裡,一則是由尼泊爾文寫成的口號引人注意,意思大概是「尼泊爾人請來幫助香港人」。除了文字意義上的解釋,住在附近的尼泊爾朋友還告訴我,油麻地一帶的尼泊爾居民,除了少部分是親建制之外,大部分都支持雨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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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All About Us的年度作品裡,Simply Friends (2014)以佔領運動為背景,其中一對講流利廣東話的少數族裔男生主動罷課相約一起到佔領現場探訪。這個少數族裔與罷課佔領的畫面,提醒了我們,各方在適逢雨傘運動一週年聚首來檢討反思的畫面裡,少數族裔的出現或再現是否缺席?如果大家認同這也是場香港的「公民」覺醒運動,刻畫公民社會的歷史,那麼,紀錄少數族裔在雨傘運動中的參與,是為了希望能拉闊香港社會對佔領運動、佔領者的文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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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我們在佔領現場分享過許多有形與無形的東西,不論食物、汗水、保護裝備、還是情感,這些經驗都嘗試將一群陌生的同路人轉化成一個彼此認識的社群。佔領旺角的第二個晚上,在港鐵銀行中心出口,我認識了四個巴基斯坦裔的中學生。他們夾錢買了兩箱水來,表現得有點害羞,把一箱送去物資站,另一箱分派給坐在馬路上的佔領者,然後站回旁邊的行人路上;可能考慮到在一眾華人裡南亞裔臉孔會特別突出,這些年青選擇站在不起眼的位置來參與和表達他們的支持。

幾天後的午夜前,在亞皆老街恒生銀行前,我遇見了一些本地越南人——Hou姐和她的親朋戚友,他們說要來保護學生,每晚待到凌晨才離開;有趣的是,他們一群十多人有時會坐在馬路上「野餐」,而且還會邀請身旁的佔領者分享預備好的豐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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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姐說,越南人的聚會文化,通常是各人準備食物互相分享。「如果不吃點東西,晚點就無力抗爭」,她邊說,邊把鑲了肉和菜的越式法包(Banh mi)遞到我手裡。餡料裡的胡荽葉(Cilantro)和九層塔(Thai Basil)配搭的巧妙,還有沾上特調的酸辣汁,令我想起餐廳越南菜的味道。原來,Hou姐來港超過二十多年,在這地努力謀生、開枝散葉,就如同在她身旁玩樂的小孫女,將會在這個被她視為「家」的社會長大。她們原本在旺角經營越南餐廳,可惜負擔不起越來越高昂的租金而被迫在五年前結業(難怪這些食物都很有水準),因此,除了保護學生,Hou姐也對現時的地產霸權、施政失效也表達了其不滿。這些因著越南街坊的少數族裔文化才能出現食物和味道,似乎紓解了幾小時前因打邊爐爭議而瀰漫在佔領現場的緊繃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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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金鐘的現場,在一片「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氛圍裡,好像沒有人需要刻意交代所謂的本土身份,可是,對少數族裔的參與者來說,自已的本土身分的重申與認同,對他們來說是如此敏感和重要。相信初期有待過金鐘的人,都對一群少數族裔青年的打氣(cheer up)遊行有印象,這群來自融樂會的年青人,手持自製的雙語標語,晚上由灣仔走到中環,為沿途的佔領者打氣,同時途人也加入遊行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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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片可見,這個跨種族參與的現場,大家無分種族,彼此高呼“We are Hong Kong, We Stand Untied”,來爭取平等的政治權(political right);同時,這些少數族裔青年對於香港社會的參與能否成為能讓不同種族的市民彼此分享、分擔的「家」(Our Home),則是在文化政治(或文化公民身分)的層面要思考的問題。

一個月後,再到金鐘跟他們聊天,他們似乎都習慣了每天放學下班來金鐘一趟,有人說夏慤道成為了一個有歸屬感的地方。例如,印度裔青年社工Jeffery在港長大,因鍾愛Beyond而習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他說,在這裡有個奇妙的時刻,他被邀請上台帶領群眾高唱海闊天空,看到台下群眾搖晃著發亮手機,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印度人,他首次深深的體驗到被香港華人社群認同的溫暖,爾後,Jeffery在也漸漸成為在金鐘佔領區為人熟悉的南亞裔同伴。除了Jeffery之外,當中有幾位女生以印度手繪紋身藝術(Henna),將佔領者的信念化作深褐色的點和線紋在各個人的皮膚上,在這樣的互動中,華人佔領者主動找她們聊天,這種對少數族裔鄰人的熱情是她們鮮少在華人社會感受到的。

回到文化參與這個主題上,打氣遊行、「唱k」和手繪等等成為少數族裔青年的佔領經驗和參與形式,他們當中所展示的文化差異,意外地得到華人社群的認同和欣賞。或許,有人批評金鐘佔領區的「嘉年華」文化使抗爭沒去時刻抖擻感,但是透過互相支持和認同的參與經驗,確實將佔領者凝聚成一個具有烏托邦雛形的社區,但更重要的是,這些美好經驗能對我們接下來的日常生活有什麼啓發?

在這場要以身體相連的佔領運動,透過上述簡略的回顧,我們其實有過不少跨種族跨文化的比鄰經驗,包括“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海闊天空的歌聲、越式辣醬的刺激、印在皮膚上的深褐色圖案,以及寫在牆壁上的尼泊爾文等等。這些身體感覺和記憶,能否再次成為我們在後雨傘時期去探討種族共融、多元社會的文化經驗?如果堅持了七十二天的佔領運動真的是場「自己香港自己救」,如果佔領運動是參與者透過自己身體去佔領就能宣稱(claim)──我是香港的/香港是我的--本土身份;那麼,這個由眾多不同的參與者所組成的「我們」,借用Jeffery的歌聲的話,「可否不分膚色的界限」?

 

註:

佔領現場的相片由Back To Streets提供。

比鄰而居的文化參與(一):少數族裔與文化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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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梁仕池,浸大人文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種族與情感政治等文化議題,曾任「影像無國界2013/14」的學生助理

香港社會中的少數族裔社群在香港生活多年,過往,在大眾的概念中,這些社群看似與本地文化無關,甚少受到關照與留意,主流的文化意識中,漸漸地給少數族裔一個形貌──看不見/不被看見的鄰居(invisible neighbor)。然而,透過對文化生活不同程度的參與和影響,或許可以讓我們直視本地文化裡頭的「少數」。常見的例子有喬寶寶這位土生土長的印度裔喜劇演員,他在普及文化的幽默表演深得觀眾歡心,增加大眾對南亞裔居民的「本地人」的認同。其實,除娛樂工業的平台,民間近年亦有不少少數族裔的文化參與,而且還在不同的層面使香港作為「多元文化社會」的說法更有說服力、更開放。

隨著社會對少數族裔社群的關注增加,與少數族裔居民對本地生活的投入,不同類型的社會參與更有了能見度,例如本地文化遊、共融的社區、社區電台廣播、義工服務、影像創造、甚至社會運動等。這些故事不時在社交網絡的平台上分享流傳,卻少有主流媒體報導。然而,當中一些對身份認同、多元社區、日常生活有不一樣的體會和推廣,似乎能拉闊我們對於文化身分的想像,以及點出被忽略了的複雜性。換句話說,這些對文化能造成影響的參與,能以實踐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的概念來理解,當中,以公民所做的積極參與便是為自己塑造文化成員資格(cultural membership)的過程。歐美文化研究學者Toby Miller曾精闢地指出,不像一般公民身分致力架構在法政上的平等權利,文化公民身份所強調的是,面對文化差異,我們有權去與之溝通和再現 (a right to communication and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因此,希望透過這系列個案研究文章,以一個文化公民身份的實踐框架,去重新檢視其中三類近年出現的少數族裔文化參與,以及這些文化參與如何以他們不一樣的文化經驗來改變我們對香港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想像。適逢雨傘運動一周年,第一類的觀察便落在少數族裔的社會改革的參與身影,呼應近日在不同的回顧與反思活動中少數族裔政治參與的缺席;接著,會聚焦在葵涌,作為一個南亞裔居民的聚落,葵涌已有超過三十年的歷史,蘊藏著緊密的南亞人情網絡,筆者將會實地探訪「小區濃情-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看這個計劃如何透過共融館、導賞團、工作坊和活化工程等參與方式去保留和塑造區內種族共融的文化和經驗;第三,就是ifva的「All about Us影像無國界」錄像計劃,此計劃為少數族裔青年提供影像教學和實踐創意的平台,鼓勵他們利用影像文化向觀眾表達心中的所想所思,而且,更累積了28部學員作品在不同的社區舉行放映活動。最後,透過勾畫這些不同的少數族裔文化參與,這系列的文章同時也化作再現的平台,向大家展示一種正在「發酵」的多元文化。

復仇篇

撰文、攝影︰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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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報復有什麼看法呢?

父親大人身上總是帶着濃濃的大和民族個性,由我懂事開始,他總是跟我說︰「忍耐吧,雅治。」要安分守己,要遵循命令。

忍耐一定是對的嗎?

拿電影為例吧,日本的《大逃殺》、南韓的《原罪犯》、美國的《標殺令》……它們在宣泄、在探討、在控訴。香港呢?難道這個地方就沒有怨氣,就沒有備受壓迫的人嗎?但可笑的是,復仇在虛偽的香港社會裏被視為畸形,被視為反社會的,彷彿一切的出路,就只有寬恕、包容、原諒。

假若香港沒有鎗械管制的話,我相信會跟美國一樣,總會有學生抱着必死的決心,把一切仇恨付諸成亂鎗掃射。

究竟是捱過去的人正常,還是忍受不了殘酷現實,最終被逼上絕路的人正常?


復仇,並不是一時三刻即興的決定,一切都是他們應得的。

曾經,我也想過問題的核心可能是因為我的名字,我的血裔,也並不是沒有想過要改名換姓,以一個「香港」的名字重過新生活。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別說身為受害者的我不知道釣魚台在哪裏,這些曾經參與欺凌的人,又有多少個是清楚理解爭議何在?大部分人都希望受到別人的讚賞,但在成長的各個階段中,要做好事甚至做大事實在太困難了。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譴責異己了。既然沒有勇氣站出來成為譴責的最前線,那抹殺自己的判斷和理念,附和着大部分人的聲音,跟着追打落水狗就好了。這樣看起來,不但令自己看起來像個好人,還能夠把日常的壓力發泄在這些異類身上,避免成為下一個代罪羔羊。

強行創造制裁對象的遊戲,香港人太懂得這一套了。卻偏偏忘記了,其實自己並沒有制裁別人的權力。

某一年家長會裏,曾經有家長提及校園欺凌的問題,理所當然的結果是—不了了之。大概是某同學不齒其他同窗的惡行,最終向家長告發吧。這些年來,我一直盤算是哪個人的所作所為—不是為了向他致謝,而是鄙視他。不論你在背後有多不屑,但你確實有份參與和縱容這些霸凌行徑,難道我要為了你的自保決定,而予以寬恕嗎?

事隔多年了,偶爾會在街上或是網絡上重遇這班惡霸,或是出於愧疚,或是出於同情,他們總會若無其事,像是遇見老朋友般走過來微笑打招呼。我呸!難道他們當年因一時幼稚貪玩而犯下惡行,現在回頭懺悔起來,我便要故作大方嗎?

記者先生,假若持鎗屠殺的人是殺人犯的話,那這些人又是什麼呢?


不知道我想說什麼?

這話暫且不提吧,最近大家不是對小五女生L妹妹的死因聆訊感到悲憤嗎?在校車內被多名同學集體欺凌,最終在學校高處墮下身亡,校方的做法固然是滑稽可笑,可大家也沒有認真看待霸凌這一回事。真正重要的真相完全不明,就漸漸被人遺忘放過,這些事真的可以被簡單理解為小孩子打架鬧着玩而已?

All About Us的參與者裏,幾乎所有人都曾經面對過歧視與凌虐,可笑是自詡為先進文明的這個城市,卻無法容下異己者。撕開這片假面具,不就是最好的復仇方法嗎?

最後,我想說說關於我那兩位弟弟的故事。

我的二弟和三弟年齡和我相差無幾,除了小學以外,我們仨的生活軌跡理應再無交接,可偏偏我們都是受虐者。三弟在中二的時候,被同學們拉到後巷毆打了一頓,老師路過的時候不但沒有伸出援手,反而裝作視而不見,自此之後,他便再沒有上學去了。在家鬱結了多年後,才慢慢重新走出來,最近還積極學起了日文來,希望在往後時間,重新以日本人的身份走下去。

沒法走出來的,一定是個人問題嗎?

二弟在中四那年,也許是多年來受到太多太多不堪入目的凌虐吧,在最後一次被欺凌的過程中終於爆發出來,雙手頓時化成鐵槌懲戒這些以多欺少的人渣。當他被帶到醫院的時候,醫護人員都把他看成瘋子一樣,把他的雙手像青山病人一樣捆綁起來,醫生把他診斷為「阿氏保加症」(自閉症的一種)。

當他出院回家後,口中經常反覆碎碎唸︰「你們無人明白我的感受……」、「不要逼我。」曾經受到瘋狂欺凌的人,心裏都會明白一切與精神病或是心理病無關,它是高度傳染的心魔,是噩夢。這些年來,他再也沒有上學去,成為了全職宅男家裏蹲。所有事都必定以自己作為出發點,世間上的任何事,都與己無關,無知與自私,成為了維護尊嚴的最後一道蛋殼,單薄而脆弱。

變成這般模樣,是他的錯嗎?是因為他的個人意志不夠堅定嗎?


每次看到這類慘劇發生時,我想,其實並不需要什麼審判,把犯人直接交給被害者家屬就好了,愛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假若真的有制裁的權利,這些權力應該率先交由家屬處理,沒有的話才留待審判好了。

把一切說個明白了,過往我並不認為學校能夠公正處分那些以欺凌為榮的人,未來也沒想過法律能夠阻止更多的霸凌者。我想把他們都殺掉好了,把那所可恨的校園炸毀就好了。但是就算這樣的話,我的青春也回不來了,弟弟也不見得會重新站起來,霸凌者也不見得會為過往所犯下的罪行償還或是感到懺悔。要是能夠令他們明白生命的可貴,了解自己的罪孽深重,然後背負這些重擔好好活下去就好了。

看來你終於明白我選擇藝術和電影創作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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