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October 2015

比鄰而居的文化參與(二):佔/領彼此的家

文、攝影:梁仕池,浸大人文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種族與情感政治等文化議題,曾任「影像無國界2013/14」的學生助理

2014年9月30日,彌敦道中間的花槽壁,頓時變成民主塗鴉牆,佔領者在上面寫下各樣訴求和口號。在中、英文的符號裡,一則是由尼泊爾文寫成的口號引人注意,意思大概是「尼泊爾人請來幫助香港人」。除了文字意義上的解釋,住在附近的尼泊爾朋友還告訴我,油麻地一帶的尼泊爾居民,除了少部分是親建制之外,大部分都支持雨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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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All About Us的年度作品裡,Simply Friends (2014)以佔領運動為背景,其中一對講流利廣東話的少數族裔男生主動罷課相約一起到佔領現場探訪。這個少數族裔與罷課佔領的畫面,提醒了我們,各方在適逢雨傘運動一週年聚首來檢討反思的畫面裡,少數族裔的出現或再現是否缺席?如果大家認同這也是場香港的「公民」覺醒運動,刻畫公民社會的歷史,那麼,紀錄少數族裔在雨傘運動中的參與,是為了希望能拉闊香港社會對佔領運動、佔領者的文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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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我們在佔領現場分享過許多有形與無形的東西,不論食物、汗水、保護裝備、還是情感,這些經驗都嘗試將一群陌生的同路人轉化成一個彼此認識的社群。佔領旺角的第二個晚上,在港鐵銀行中心出口,我認識了四個巴基斯坦裔的中學生。他們夾錢買了兩箱水來,表現得有點害羞,把一箱送去物資站,另一箱分派給坐在馬路上的佔領者,然後站回旁邊的行人路上;可能考慮到在一眾華人裡南亞裔臉孔會特別突出,這些年青選擇站在不起眼的位置來參與和表達他們的支持。

幾天後的午夜前,在亞皆老街恒生銀行前,我遇見了一些本地越南人——Hou姐和她的親朋戚友,他們說要來保護學生,每晚待到凌晨才離開;有趣的是,他們一群十多人有時會坐在馬路上「野餐」,而且還會邀請身旁的佔領者分享預備好的豐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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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姐說,越南人的聚會文化,通常是各人準備食物互相分享。「如果不吃點東西,晚點就無力抗爭」,她邊說,邊把鑲了肉和菜的越式法包(Banh mi)遞到我手裡。餡料裡的胡荽葉(Cilantro)和九層塔(Thai Basil)配搭的巧妙,還有沾上特調的酸辣汁,令我想起餐廳越南菜的味道。原來,Hou姐來港超過二十多年,在這地努力謀生、開枝散葉,就如同在她身旁玩樂的小孫女,將會在這個被她視為「家」的社會長大。她們原本在旺角經營越南餐廳,可惜負擔不起越來越高昂的租金而被迫在五年前結業(難怪這些食物都很有水準),因此,除了保護學生,Hou姐也對現時的地產霸權、施政失效也表達了其不滿。這些因著越南街坊的少數族裔文化才能出現食物和味道,似乎紓解了幾小時前因打邊爐爭議而瀰漫在佔領現場的緊繃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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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金鐘的現場,在一片「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氛圍裡,好像沒有人需要刻意交代所謂的本土身份,可是,對少數族裔的參與者來說,自已的本土身分的重申與認同,對他們來說是如此敏感和重要。相信初期有待過金鐘的人,都對一群少數族裔青年的打氣(cheer up)遊行有印象,這群來自融樂會的年青人,手持自製的雙語標語,晚上由灣仔走到中環,為沿途的佔領者打氣,同時途人也加入遊行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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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片可見,這個跨種族參與的現場,大家無分種族,彼此高呼“We are Hong Kong, We Stand Untied”,來爭取平等的政治權(political right);同時,這些少數族裔青年對於香港社會的參與能否成為能讓不同種族的市民彼此分享、分擔的「家」(Our Home),則是在文化政治(或文化公民身分)的層面要思考的問題。

一個月後,再到金鐘跟他們聊天,他們似乎都習慣了每天放學下班來金鐘一趟,有人說夏慤道成為了一個有歸屬感的地方。例如,印度裔青年社工Jeffery在港長大,因鍾愛Beyond而習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他說,在這裡有個奇妙的時刻,他被邀請上台帶領群眾高唱海闊天空,看到台下群眾搖晃著發亮手機,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印度人,他首次深深的體驗到被香港華人社群認同的溫暖,爾後,Jeffery在也漸漸成為在金鐘佔領區為人熟悉的南亞裔同伴。除了Jeffery之外,當中有幾位女生以印度手繪紋身藝術(Henna),將佔領者的信念化作深褐色的點和線紋在各個人的皮膚上,在這樣的互動中,華人佔領者主動找她們聊天,這種對少數族裔鄰人的熱情是她們鮮少在華人社會感受到的。

回到文化參與這個主題上,打氣遊行、「唱k」和手繪等等成為少數族裔青年的佔領經驗和參與形式,他們當中所展示的文化差異,意外地得到華人社群的認同和欣賞。或許,有人批評金鐘佔領區的「嘉年華」文化使抗爭沒去時刻抖擻感,但是透過互相支持和認同的參與經驗,確實將佔領者凝聚成一個具有烏托邦雛形的社區,但更重要的是,這些美好經驗能對我們接下來的日常生活有什麼啓發?

在這場要以身體相連的佔領運動,透過上述簡略的回顧,我們其實有過不少跨種族跨文化的比鄰經驗,包括“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海闊天空的歌聲、越式辣醬的刺激、印在皮膚上的深褐色圖案,以及寫在牆壁上的尼泊爾文等等。這些身體感覺和記憶,能否再次成為我們在後雨傘時期去探討種族共融、多元社會的文化經驗?如果堅持了七十二天的佔領運動真的是場「自己香港自己救」,如果佔領運動是參與者透過自己身體去佔領就能宣稱(claim)──我是香港的/香港是我的--本土身份;那麼,這個由眾多不同的參與者所組成的「我們」,借用Jeffery的歌聲的話,「可否不分膚色的界限」?

 

註:

佔領現場的相片由Back To Streets提供。

比鄰而居的文化參與(一):少數族裔與文化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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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梁仕池,浸大人文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種族與情感政治等文化議題,曾任「影像無國界2013/14」的學生助理

香港社會中的少數族裔社群在香港生活多年,過往,在大眾的概念中,這些社群看似與本地文化無關,甚少受到關照與留意,主流的文化意識中,漸漸地給少數族裔一個形貌──看不見/不被看見的鄰居(invisible neighbor)。然而,透過對文化生活不同程度的參與和影響,或許可以讓我們直視本地文化裡頭的「少數」。常見的例子有喬寶寶這位土生土長的印度裔喜劇演員,他在普及文化的幽默表演深得觀眾歡心,增加大眾對南亞裔居民的「本地人」的認同。其實,除娛樂工業的平台,民間近年亦有不少少數族裔的文化參與,而且還在不同的層面使香港作為「多元文化社會」的說法更有說服力、更開放。

隨著社會對少數族裔社群的關注增加,與少數族裔居民對本地生活的投入,不同類型的社會參與更有了能見度,例如本地文化遊、共融的社區、社區電台廣播、義工服務、影像創造、甚至社會運動等。這些故事不時在社交網絡的平台上分享流傳,卻少有主流媒體報導。然而,當中一些對身份認同、多元社區、日常生活有不一樣的體會和推廣,似乎能拉闊我們對於文化身分的想像,以及點出被忽略了的複雜性。換句話說,這些對文化能造成影響的參與,能以實踐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的概念來理解,當中,以公民所做的積極參與便是為自己塑造文化成員資格(cultural membership)的過程。歐美文化研究學者Toby Miller曾精闢地指出,不像一般公民身分致力架構在法政上的平等權利,文化公民身份所強調的是,面對文化差異,我們有權去與之溝通和再現 (a right to communication and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因此,希望透過這系列個案研究文章,以一個文化公民身份的實踐框架,去重新檢視其中三類近年出現的少數族裔文化參與,以及這些文化參與如何以他們不一樣的文化經驗來改變我們對香港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想像。適逢雨傘運動一周年,第一類的觀察便落在少數族裔的社會改革的參與身影,呼應近日在不同的回顧與反思活動中少數族裔政治參與的缺席;接著,會聚焦在葵涌,作為一個南亞裔居民的聚落,葵涌已有超過三十年的歷史,蘊藏著緊密的南亞人情網絡,筆者將會實地探訪「小區濃情-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看這個計劃如何透過共融館、導賞團、工作坊和活化工程等參與方式去保留和塑造區內種族共融的文化和經驗;第三,就是ifva的「All about Us影像無國界」錄像計劃,此計劃為少數族裔青年提供影像教學和實踐創意的平台,鼓勵他們利用影像文化向觀眾表達心中的所想所思,而且,更累積了28部學員作品在不同的社區舉行放映活動。最後,透過勾畫這些不同的少數族裔文化參與,這系列的文章同時也化作再現的平台,向大家展示一種正在「發酵」的多元文化。

復仇篇

撰文、攝影︰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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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報復有什麼看法呢?

父親大人身上總是帶着濃濃的大和民族個性,由我懂事開始,他總是跟我說︰「忍耐吧,雅治。」要安分守己,要遵循命令。

忍耐一定是對的嗎?

拿電影為例吧,日本的《大逃殺》、南韓的《原罪犯》、美國的《標殺令》……它們在宣泄、在探討、在控訴。香港呢?難道這個地方就沒有怨氣,就沒有備受壓迫的人嗎?但可笑的是,復仇在虛偽的香港社會裏被視為畸形,被視為反社會的,彷彿一切的出路,就只有寬恕、包容、原諒。

假若香港沒有鎗械管制的話,我相信會跟美國一樣,總會有學生抱着必死的決心,把一切仇恨付諸成亂鎗掃射。

究竟是捱過去的人正常,還是忍受不了殘酷現實,最終被逼上絕路的人正常?


復仇,並不是一時三刻即興的決定,一切都是他們應得的。

曾經,我也想過問題的核心可能是因為我的名字,我的血裔,也並不是沒有想過要改名換姓,以一個「香港」的名字重過新生活。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別說身為受害者的我不知道釣魚台在哪裏,這些曾經參與欺凌的人,又有多少個是清楚理解爭議何在?大部分人都希望受到別人的讚賞,但在成長的各個階段中,要做好事甚至做大事實在太困難了。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譴責異己了。既然沒有勇氣站出來成為譴責的最前線,那抹殺自己的判斷和理念,附和着大部分人的聲音,跟着追打落水狗就好了。這樣看起來,不但令自己看起來像個好人,還能夠把日常的壓力發泄在這些異類身上,避免成為下一個代罪羔羊。

強行創造制裁對象的遊戲,香港人太懂得這一套了。卻偏偏忘記了,其實自己並沒有制裁別人的權力。

某一年家長會裏,曾經有家長提及校園欺凌的問題,理所當然的結果是—不了了之。大概是某同學不齒其他同窗的惡行,最終向家長告發吧。這些年來,我一直盤算是哪個人的所作所為—不是為了向他致謝,而是鄙視他。不論你在背後有多不屑,但你確實有份參與和縱容這些霸凌行徑,難道我要為了你的自保決定,而予以寬恕嗎?

事隔多年了,偶爾會在街上或是網絡上重遇這班惡霸,或是出於愧疚,或是出於同情,他們總會若無其事,像是遇見老朋友般走過來微笑打招呼。我呸!難道他們當年因一時幼稚貪玩而犯下惡行,現在回頭懺悔起來,我便要故作大方嗎?

記者先生,假若持鎗屠殺的人是殺人犯的話,那這些人又是什麼呢?


不知道我想說什麼?

這話暫且不提吧,最近大家不是對小五女生L妹妹的死因聆訊感到悲憤嗎?在校車內被多名同學集體欺凌,最終在學校高處墮下身亡,校方的做法固然是滑稽可笑,可大家也沒有認真看待霸凌這一回事。真正重要的真相完全不明,就漸漸被人遺忘放過,這些事真的可以被簡單理解為小孩子打架鬧着玩而已?

All About Us的參與者裏,幾乎所有人都曾經面對過歧視與凌虐,可笑是自詡為先進文明的這個城市,卻無法容下異己者。撕開這片假面具,不就是最好的復仇方法嗎?

最後,我想說說關於我那兩位弟弟的故事。

我的二弟和三弟年齡和我相差無幾,除了小學以外,我們仨的生活軌跡理應再無交接,可偏偏我們都是受虐者。三弟在中二的時候,被同學們拉到後巷毆打了一頓,老師路過的時候不但沒有伸出援手,反而裝作視而不見,自此之後,他便再沒有上學去了。在家鬱結了多年後,才慢慢重新走出來,最近還積極學起了日文來,希望在往後時間,重新以日本人的身份走下去。

沒法走出來的,一定是個人問題嗎?

二弟在中四那年,也許是多年來受到太多太多不堪入目的凌虐吧,在最後一次被欺凌的過程中終於爆發出來,雙手頓時化成鐵槌懲戒這些以多欺少的人渣。當他被帶到醫院的時候,醫護人員都把他看成瘋子一樣,把他的雙手像青山病人一樣捆綁起來,醫生把他診斷為「阿氏保加症」(自閉症的一種)。

當他出院回家後,口中經常反覆碎碎唸︰「你們無人明白我的感受……」、「不要逼我。」曾經受到瘋狂欺凌的人,心裏都會明白一切與精神病或是心理病無關,它是高度傳染的心魔,是噩夢。這些年來,他再也沒有上學去,成為了全職宅男家裏蹲。所有事都必定以自己作為出發點,世間上的任何事,都與己無關,無知與自私,成為了維護尊嚴的最後一道蛋殼,單薄而脆弱。

變成這般模樣,是他的錯嗎?是因為他的個人意志不夠堅定嗎?


每次看到這類慘劇發生時,我想,其實並不需要什麼審判,把犯人直接交給被害者家屬就好了,愛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假若真的有制裁的權利,這些權力應該率先交由家屬處理,沒有的話才留待審判好了。

把一切說個明白了,過往我並不認為學校能夠公正處分那些以欺凌為榮的人,未來也沒想過法律能夠阻止更多的霸凌者。我想把他們都殺掉好了,把那所可恨的校園炸毀就好了。但是就算這樣的話,我的青春也回不來了,弟弟也不見得會重新站起來,霸凌者也不見得會為過往所犯下的罪行償還或是感到懺悔。要是能夠令他們明白生命的可貴,了解自己的罪孽深重,然後背負這些重擔好好活下去就好了。

看來你終於明白我選擇藝術和電影創作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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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虐篇

撰文、攝影︰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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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你好,敝姓久保田,名雅治。

今天真的可以暢所欲言嗎?

來談談一些小事吧。

留下來繼續升學,並不是因為有改變人生的伴侶或好友什麼的,只是我沒有什麼地方可去而已。

爸爸跟我說,他的家鄉就在日本的K市,可我從來沒有去過。坦白說,對那個遙遠的國度,我可沒有什麼感覺,相比起高登,後者還來得親切有趣得多。

我曾經以為,我應該是一個香港人。


LKP中學,初中時期的母校,不少學生都是外籍學童。大家對國際學校的印象很不錯吧?自由、先進、靈活教學……由進入校門第一刻開始,我們都學會了分辨異類,由膚色、階級、體能……黃皮膚的一群裏,日裔學生就只有我。每天的小休和午膳時間,是唯一可以喘息的時間,和印巴裔的朋友玩樂一輪過後,地獄又再降臨。

A先生,我那「摯愛」的歷史科教師,每隔幾天便會好好「疼」我。

「久保田,你怎麼看這些事件?」

過去幾年,釣魚台和日本修改教科書的爭議愈趨熾熱,反日浪潮層出不窮。由小到大,我也曾經問父母的意見。一個日本人,加上一個中國人(母親大人),他們總是不願多談,加上課堂上的七咀八舌,一切也不過是一道羅生門。

不清楚,也沒有興趣弄清楚。

「老師,這些事與我何干?即使你把整個島嶼給我……」

「大事大非面前,豈容你……!」

「老師,久保田係中日混血的,他媽媽……嘻嘻!」

有比這些說話更冒犯可惡嗎?

喏,記者先生,由這一天開始,課室裏總會有一些偷瞥的目光,帶着嘲諷的笑容。一開始他們只是偷偷摸摸地弄些小動作,直到後來,這些輕蔑、憎惡、仇恨的眼神,愈來愈清晰了。

那一個學期,二十份網上功課我也交齊了,但老師總是說我只交了一份,即使,網上的記錄依然存在。


最初,母親大人對老師所說的深信不疑。

對學生熱切說教,把自己的觀點強行套落所有學生身上,說穿了,不過是為了自我滿足罷。另一個相反面,又該怎麼說?

我們來談談B老師吧。

並不是所有老師都甘願浪費緊絀的課堂時間,去為「有問題」的學生灌注那肥膩的心靈雞湯。在B老師的每一節音樂課裏,她的世界彷彿就只剩下那台鋼琴和白板,在一黑一白的映襯裏自我陶醉。

「啪!」

不只一聲,啪啪聲連環作響,一時間十多顆橡皮膠如箭雨般飛瀉,通統打落白板和B老師的背脊。

她不發一響,緩緩轉過頭來,眼神怔怔的不知要望向哪裏。怪責嗎?唉,快一點吧,早點結束無聊的一課,順帶警戒這班無聊……

「久保田,下課後你跟我到教員室解釋……」

犯錯的不需要被糾正,應負責任的人逃之夭夭。

在我看來,跟今天那些「胸部襲警」罪成,黑警至今仍未落案的情況,還真的他媽的一脈相承。

事件最後弄到校長耳裏,作為一位外籍管理者,他在過去幾年把學校由殺校邊緣一舉拉扯為區內知名的英文學校,令家長們趨之若鶩,再高昂的學費都無阻他們的決心。在短短會面的三言兩語間,他的結論是—「久保田同學個性非常有問題」,原因是—「老師和同學們沒有理由合作冤枉」。

班級老師與所有同學對我的「制裁」,就從這裏開始。


啊,記者先生,看看這裏吧,我的右手與別人有點不一樣呢。你可以輕易地從無名指那兒找到曾經骨折的痕跡。是的,尾指的骨頭已不復存在,這裏是後來鑲上的鋼板。

當我睜開雙眼,仔細看清楚周邊情況時,我的右手已陷在一大片玻璃碎片之間,鮮血一滴一滴在指間滲出來,不再是我所熟悉的溫度。

大家的笑聲沒有停下來,嘎嘎嘎嘎,詭異的笑容,到底哪裏好笑呢?沒多久,大概是小丑的把戲已盡,大伙兒滿意地一哄而散。

在LKP中學的三年以來,每一年我也會因欺凌而入院,這一次,卻是我唯一一次因自殘而入院。是的,我再也沒法忍受下去了,像我這樣的一個弱者,面對全班三十多人無止境的壓迫,只能可悲地把怒火發泄在一塊死物上。

有多過份?我一次入院,是因為一個排球所致。不問情由,只求好玩,便把排球從後殺往我的後腦去。對呢,我立刻便動怒了,指着肇事者開口便罵,我非常清楚呢,不論再怎麼說,都不會有任何人站起來幫助。當我別個身往走廊開步便走的時候,頸背忽然被人猛力一抓,直推到眼前冰冷的欄杆上,沒法看周圍,腳碰不到地,就這樣撞飛過來,然後……再也沒有知覺了。

我不知道教育於你而言,是一盤生意,或是盡心指導學生成材。但是,校長先生,要是當日你有認真思考,好好調查問題所在的話,我的結局,會否有點不一樣呢?

*受訪者簡介︰

久保田雅治,日裔,香港土生土長,分別於2012及2013年參加「影像無國界」(All About Us)計劃,深受黃修平導演影響。和家中兩位弟弟同是嚴重被欺凌者,一路以來能夠捱下去的,就只有他一人。目前正與幾位非華裔血統的年青人組隊拍攝短片,終極目標是成為影壇具影響力的一顆小齒輪,踢爆香港諸多古怪陸離、虛偽無恥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