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鍵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香港文化、政治傳播，參與ifva的評論工作近十年。】

〈邊緣中的邊緣〉一文，嘗試從創作者，即少數族裔的社會位置，及他們的主觀意志與社會結構如何辯證的角度出發，建議從三個方向閱讀「影像無國界」的作品，及當中呈視出香港少數族裔的日常生活經驗。當中，「邊緣視角」一部份尤其值得討論。

少數族裔（特別是南亞裔人士）在香港的社會位置，有其獨特性，也有普遍性。獨特在於，從他們的上一輩、前一輩來港的經歷與殖民地歷史；到九七後香港的社會制度對他們越來越不友善，是他們與香港政治社會的獨有連繫。但是，如果把他們視為在社會屬於邊緣位置的一般少數族群，他們的文化經驗，跟其他地方比較，其實有很大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是一種很底層，很「underdog」的社群文化。這裡謂「underdog」，並沒有輕蔑意思。具體來說，這意味著一種被壓抑、難出頭的社會位置。在不少大城市裡面，內部經濟分工的兩極化相當嚴重。從事高檔服務業，固然相當好搵。但是，一些從事基層服務的勞動人口，經濟回報越來越差。族裔，是決定誰來擔當基層工作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在美國，是黑人及拉丁裔人；在新加坡，是馬拉人；在香港，不少是南亞裔人。這正是剛才說，這是大城市的普遍狀況。一般來說，因為他們的成長經歷，及明知難以出頭的人生觀，他們往往傾向跟主流社會相信、認同的價值觀保持距離。美國黑人的流行文化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參照。hip-hop music 就有不少關於性、毒品、及時行樂的題材。主流社會鼓吹的向上流動的途徑，難以在他們身上發揮作用，甚至乎，他們會質疑、批判整套民主制度，認為只是滿足少數權貴的遊戲。

正如前文提到，學員作品是集體創作，邊學邊拍，所見作品受眾多因素影響，不應該過份執著解讀細節。不過，上述所謂「underdog」的傾向作為一種次文化，在「影像無國界」的作品中，也有出現。所謂跟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保持距離，最直接的呈現，在於「延後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s)的完全缺席（除了Don’t Just Dream, Do (2013)、Santiago Clause (2012) 是當中較明顯的例外）。從作品呈現出來，他們著眼於「當下」，著眼於以個人方式，以直接的辦法，處理「當下」的事，馬上獲得結果。其中一種體現，可以是「以暴易暴」。Jellyfishman (2013)裡面的日本伙子需要神秘頭套，讓自己免受欺負，甚至保護弱小。The Dark Dream (2012)縱有「警匪」成份，其實是二人夙怨，私下槍火了斷。又或者，這種當下，可以呈現為一種直接的還擊、報復，例如Triphobia (2013)、U‘r Going to Hell (2011)。

當然，本文的討論並非認為「影像無國界」所有作品都有「underdog」的特質。事實上，如前文指，當中也有關於友情，或比較兩地文化的錄像創作。然而，上述的文本元素，連繫到少數族裔在香港的生活境況，我們也許可以作出這種次文化的解讀。我們也可以說，黑幫、殺手，以至一些與神鬼相關的題材，如The Doll (2012)、Reflection (2012)，其實只是年輕人較「就手」的創作點子。但正如先前討論提到，要從他們的錄像作品推敲他們的生活文化，除了留意他們「拍攝」了甚麼之外，更重要是，有甚麼缺席了。一般香港年輕人的錄像，會講抱負、講公開試、講師生情誼，或者這個城市裡面一些他們熱愛的地方。然而，這些元素，在少數族裔的作品裡面，都難以找到，這正正是他們跟香港主流社會的距離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