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鄰而居的文化參與(四):影像無國界──光影裡的少年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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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仕池,浸大人文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種族與情感政治等文化議題,曾任「影像無國界2013/14」的學生助理

本港的光影文化一直受華人主導的電視、電影工業影響,直到近年才出現幾個南亞裔演員,例如喬寶寶、Bitto、阿V (Vivek Mahbubani)、陳彼得和陳振華兩兄弟(他們都當過「影像無國界」的嘉賓講者)。雖然飾演的角色常常拋不開港人對南亞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但他們對演藝的熱誠可謂在影視工業裡殺出一條南亞路,偶然會出現一些特別的演出,例如喬寶寶在《衝呀!瘦薪兵團》演活「本地印度人」的形象。然而,本地主流文化卻一直缺少來自少數族裔社群的創作人的編導作品。

如果香港社會一直將光影文化視為進行(大眾傳播)溝通的文化資源,那麼要讓少數族裔表達故事和想法,學習如何取用文化(access to culture)則變得關鍵。ifva自2009年開辦的「影像無國界」(All About Us),就是一個專門為香港少數族裔青少年而設的創意媒體教育計劃。這個計劃即將進入第六屆,已累積超過30部由學員自編自導自演的短片,若以目前的積累看來,此計劃能重新被理解為一個文化參與平台,供少數族裔積極實踐文化公民權──表達差異、促進溝通。

這個創意平台,致力培育(cultivate)少數族裔學員對影像的應用,將他們的想法化作光影故事。因此,計劃所提供的兩個訓練營,主要是教導學員基本且實用的拍攝和剪接技巧,並培養他們對光影創作的想像力和敏銳度。作者有幸成為其中一屆的mentor,陪著那些活潑的學員從學習拍攝技巧、聚會商討劇本、製作道具安排場地、拍攝演出,到最後的作品剪輯,過程可謂笑中有淚。縱使這些作品有點幼嫩,但觀眾不難感受到這些故事真摯地表達出來的情感和價值,了解到少數族裔的「少年心事」。

「影像無國界」不只是一個影像教學計劃,更應被理解為一種另類媒體,使少數族裔年青創作者能與主流大眾溝通交流。如果在ifva的Youtube頻道回顧過去30多部作品,主題包括校園欺凌、愛情、友情、夢想、暴力、追逐、憂慮恐懼等等,不難發覺這些「少年心事」所呈現的成長經驗、情感、慾望和幻想等,明顯地與主流的青年人的有所不同(可參考馮美華、鄧鍵一寫過的影評)。這些由少數族裔青年參與的文化作品,除了為香港光影文化增添幾分少數族裔視角,還能栽培以溝通為基礎的共融文化。當這些短片能持續地搭配各類放映會供大眾觀賞時,這些另類的本土故事便躍進了尋常人自認的尋常之中,若是社區內小規模的放映活動,創作者則更有機會與街坊觀眾分享和討論,在交流的過程中相互了解。

「影像無國界」作為一個本港極難得且特殊的平台,支持了少數族裔的文化參與,更致力發酵出一種重視表達和溝通的共融文化;長遠來說,如果計劃能誘發一些少數族裔學員日後對影像創作的熱誠和抱負,那定會有助本港文化工業的多元發展。

 

後記:

感謝ifva的邀請,讓我適應用「人話」(少點學術言詞)講些少數族裔的故事;同時,在學術研究以外,也讓我有機會梳理一下過往三年跟少數族裔社群交往的經驗,或輕鬆的或嚴肅的。這些能讓少數族裔參與其中的平台,是需要藉著各方配合,經過相互的理解、投入、付出才得以維持的,因此請多加關注。最後,以文化參與的視角理解這三類參與,旨在讓讀者明白到,提倡種族共融不能空談和被動;透過參考這些難得的文化經驗,能重新發現實踐差異、活著不同的重要性,作為培養共融社會的可能。或許,這些文化參與只能逐少逐少地在不同的日常層面上改變著我們當中的「少數鄰人」固有的冷漠;但至少,我們享用這些經過「共融」的經驗時,不應再對少數鄰人的身份、經驗和付出視而不見。他們,一直在我們當中(amidst us)。

比鄰而居的文化參與(三):共同生活在葵涌──你的日常,我的日常

文、攝影:梁仕池,浸大人文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種族與情感政治等文化議題,曾任「影像無國界2013/14」的學生助理

不少本地學者認為,少數族裔在香港生活的其中一大困難,莫過於主流的華裔港人冷漠地對待他們的「異邦」鄰人。這種冷漠,多多少少是出於對他人的文化差異的無知和偏見所致。因此,這次我們要談的文化參與,將會轉移到日常等閒的(ordinary) 社區生活,看看少數族裔的文化元素和生活經驗如何影響一種強調相互作用和持續式參與的社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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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葵涌的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轄下少數族裔服務單位,從2013年年底推行的「小區濃情-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www.kungyungkoon.org)至今也將快滿兩年,透過共融館、導賞團、工作坊、書寫歷史和活化工程等需要少數族裔和華裔居民積極參與的方式,去塑造和傳承一個成長中的種族共融的文化和經驗。

葵涌,一個正在步入夕陽的工業區,同時也是一個南亞裔居民聚居(主要巴基斯坦、其次是尼泊爾和印度)已超過三十年歷史的年青社區。同時,它又可稱為香港的「小巴基斯坦」,區內已發展出較為完善的回教社區設備[i],讓巴裔穆斯林居民選擇在此定居、工作和讀書,因此街頭巷尾不難發現玩耍的巴裔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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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葵涌區所蘊含的南亞人情味和社區變化,我們甚少能從政府的統計數字得知[ii]。因此,這項社區共融計劃的獨特之處,就是它延伸出文化面向,致力將冷漠的數字──與多數的華人與少數的南亞人──轉化成一道道有感情有回憶的鄰舍關係。有次到訪共融館訪問負責這項計劃的社工Noel,她提及跨文化的參與對促進種族共融的重要性:

「當我們說種族共融時,其實是一種文化的交流,可是這些文化傳承不是出本書就做到的,而我們就希望以共融館作為平台來讓這些共融的文化得以傳承。」

這種傳承,包含了形塑、保留和提倡「共融」的鄰舍關係。因此,整個計劃的許多不同項目,除了讓少數族裔居民能參與其中,更嘗試勾畫葵涌社區與少數族裔有關的歷史、空間、衣食住行甚至回憶等等,試驗達成一種能彼此分享彼此參與的共融文化。

共融生活文化館是一個重要的實體空間,設於屏麗徑休憩處旁,平日都會對公眾開放。館內牆上的展版區,除了展示南亞居民在葵涌的歷史和生活習慣,也會介紹華人與巴人的節慶分別。館方(包括巴裔的副館長)與一班義工經常舉辦不同的工作坊,例如街坊放映會、美食分享會、音樂會等等,有時候,在館外的休憩處會舉辦微型墟市,藉以推廣本土經濟發展及強化本區跨文化特色;平常街坊也可至館內坐坐,試玩不同文化的桌上遊戲。文化館提供一個共融的共享空間務求變成街坊的聚腳地(作者曾另文作介紹[iii])。同時,「屏麗PLUS」的活化工程,綜合了不同街坊的建議,把共融館門前那個不完善的休憩處改建成能讓不同人都覺得舒適的跨文化小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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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南亞裔居民和義工作導賞員的文化團,先有介紹不同宗教與其生活方式的通識講座,然後帶領參加者到訪清真寺、南亞雜貨、蔬果店,穆林斯餐廳、共融館等等形成少數族裔在屏麗徑和屏富徑的日常生活的空間,還有口述區內南亞居民遷入的歷史與葵涌工業區的變遷、與華人鄰居的關係等等(作者曾另文作介紹[iv])。「屏麗記憶」,會以口述歷史的書寫方法更細緻地展現葵涌社區的跨文化的生活印記,這個文化團能讓參加者體驗到南亞居民與華人生活習慣的不同,裡面的故事、味道和感覺或許與主流華人的使用的街市和商場不一樣,但是一個「小巴基斯坦」的社區得以形成,是需要不同的空間才能組織出來(這些充滿南亞特色的社區空間其實都歡迎大家到訪或者購物,不會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拒於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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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反思的是,當政府不斷提倡種族共融的社區理念時,一般社區活動所強調的公開參與(程序上),可能沒有考慮如何鼓勵少數族裔去參與其中。希望透過上述的分享,能讓讀者了解到,文化參與的重要性,不單單是小眾有權去實踐他們不同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透過跨文化的社區計劃,能讓少數族裔的文化差異成為社區文化的一部分,成為社區文化變更的動力。換句話說,種族共融裡的共同生活,應該從改變「朝見口,晚見面」的鄰舍關係開始。

 

附註:

[i]巴基斯坦是一個主要信奉伊斯蘭或稱為回教(Islam)的國家。超過九成以上人口為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他們的衣著、生活習慣及食物等,與其信仰之宗教密不可分,例如每天需誦讀可蘭經及拜神五次、每年約九月為齋戒月(白天不喝不吃以示體驗苦難),他們平日多奉獻於社區裡的清真寺。同時,簡介會也有介紹南亞裔的服飾、飲食、運動等等。

[ii]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南亞裔少數族裔人士(包括巴基斯坦、尼泊爾及印度人)共6萬多人,當中巴基斯坦人士由2006年到2011年增加了近7000人(增幅逾六成)。而在全港的少數族裔人口中,以油尖旺及元朗區多,而葵青區的巴基斯坦少數族裔人口有2299人,位列全港三大。不過這些數字描繪不了葵涌區裡發生的變化,社工Noel指出,根據中心觀察,區內的少數族裔絶不少於2300。共融館的巴裔副館長阿文補充原因有三:(一)生育率高(二)不斷有巴裔人士搬來本區的私人樓宇居住(三)因語言問題,以致於人口普查時的回應率偏低,但往往於一戶裡已住有五至六人。

[iii] 「共融生活文化館」──共同生活,文化體驗 (http://ethnicityhk.com/2014/07/28/「共融生活文化館」──共同生活,文化體驗/)

[iv] 一個巴基斯坦人的小社區:葵涌少數族裔生活文化團 (http://ethnicityhk.com/2014/06/27/qbobo-an-indian-artist/)

比鄰而居的文化參與(二):佔/領彼此的家

文、攝影:梁仕池,浸大人文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種族與情感政治等文化議題,曾任「影像無國界2013/14」的學生助理

2014年9月30日,彌敦道中間的花槽壁,頓時變成民主塗鴉牆,佔領者在上面寫下各樣訴求和口號。在中、英文的符號裡,一則是由尼泊爾文寫成的口號引人注意,意思大概是「尼泊爾人請來幫助香港人」。除了文字意義上的解釋,住在附近的尼泊爾朋友還告訴我,油麻地一帶的尼泊爾居民,除了少部分是親建制之外,大部分都支持雨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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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All About Us的年度作品裡,Simply Friends (2014)以佔領運動為背景,其中一對講流利廣東話的少數族裔男生主動罷課相約一起到佔領現場探訪。這個少數族裔與罷課佔領的畫面,提醒了我們,各方在適逢雨傘運動一週年聚首來檢討反思的畫面裡,少數族裔的出現或再現是否缺席?如果大家認同這也是場香港的「公民」覺醒運動,刻畫公民社會的歷史,那麼,紀錄少數族裔在雨傘運動中的參與,是為了希望能拉闊香港社會對佔領運動、佔領者的文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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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我們在佔領現場分享過許多有形與無形的東西,不論食物、汗水、保護裝備、還是情感,這些經驗都嘗試將一群陌生的同路人轉化成一個彼此認識的社群。佔領旺角的第二個晚上,在港鐵銀行中心出口,我認識了四個巴基斯坦裔的中學生。他們夾錢買了兩箱水來,表現得有點害羞,把一箱送去物資站,另一箱分派給坐在馬路上的佔領者,然後站回旁邊的行人路上;可能考慮到在一眾華人裡南亞裔臉孔會特別突出,這些年青選擇站在不起眼的位置來參與和表達他們的支持。

幾天後的午夜前,在亞皆老街恒生銀行前,我遇見了一些本地越南人——Hou姐和她的親朋戚友,他們說要來保護學生,每晚待到凌晨才離開;有趣的是,他們一群十多人有時會坐在馬路上「野餐」,而且還會邀請身旁的佔領者分享預備好的豐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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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姐說,越南人的聚會文化,通常是各人準備食物互相分享。「如果不吃點東西,晚點就無力抗爭」,她邊說,邊把鑲了肉和菜的越式法包(Banh mi)遞到我手裡。餡料裡的胡荽葉(Cilantro)和九層塔(Thai Basil)配搭的巧妙,還有沾上特調的酸辣汁,令我想起餐廳越南菜的味道。原來,Hou姐來港超過二十多年,在這地努力謀生、開枝散葉,就如同在她身旁玩樂的小孫女,將會在這個被她視為「家」的社會長大。她們原本在旺角經營越南餐廳,可惜負擔不起越來越高昂的租金而被迫在五年前結業(難怪這些食物都很有水準),因此,除了保護學生,Hou姐也對現時的地產霸權、施政失效也表達了其不滿。這些因著越南街坊的少數族裔文化才能出現食物和味道,似乎紓解了幾小時前因打邊爐爭議而瀰漫在佔領現場的緊繃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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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金鐘的現場,在一片「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氛圍裡,好像沒有人需要刻意交代所謂的本土身份,可是,對少數族裔的參與者來說,自已的本土身分的重申與認同,對他們來說是如此敏感和重要。相信初期有待過金鐘的人,都對一群少數族裔青年的打氣(cheer up)遊行有印象,這群來自融樂會的年青人,手持自製的雙語標語,晚上由灣仔走到中環,為沿途的佔領者打氣,同時途人也加入遊行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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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片可見,這個跨種族參與的現場,大家無分種族,彼此高呼“We are Hong Kong, We Stand Untied”,來爭取平等的政治權(political right);同時,這些少數族裔青年對於香港社會的參與能否成為能讓不同種族的市民彼此分享、分擔的「家」(Our Home),則是在文化政治(或文化公民身分)的層面要思考的問題。

一個月後,再到金鐘跟他們聊天,他們似乎都習慣了每天放學下班來金鐘一趟,有人說夏慤道成為了一個有歸屬感的地方。例如,印度裔青年社工Jeffery在港長大,因鍾愛Beyond而習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他說,在這裡有個奇妙的時刻,他被邀請上台帶領群眾高唱海闊天空,看到台下群眾搖晃著發亮手機,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印度人,他首次深深的體驗到被香港華人社群認同的溫暖,爾後,Jeffery在也漸漸成為在金鐘佔領區為人熟悉的南亞裔同伴。除了Jeffery之外,當中有幾位女生以印度手繪紋身藝術(Henna),將佔領者的信念化作深褐色的點和線紋在各個人的皮膚上,在這樣的互動中,華人佔領者主動找她們聊天,這種對少數族裔鄰人的熱情是她們鮮少在華人社會感受到的。

回到文化參與這個主題上,打氣遊行、「唱k」和手繪等等成為少數族裔青年的佔領經驗和參與形式,他們當中所展示的文化差異,意外地得到華人社群的認同和欣賞。或許,有人批評金鐘佔領區的「嘉年華」文化使抗爭沒去時刻抖擻感,但是透過互相支持和認同的參與經驗,確實將佔領者凝聚成一個具有烏托邦雛形的社區,但更重要的是,這些美好經驗能對我們接下來的日常生活有什麼啓發?

在這場要以身體相連的佔領運動,透過上述簡略的回顧,我們其實有過不少跨種族跨文化的比鄰經驗,包括“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海闊天空的歌聲、越式辣醬的刺激、印在皮膚上的深褐色圖案,以及寫在牆壁上的尼泊爾文等等。這些身體感覺和記憶,能否再次成為我們在後雨傘時期去探討種族共融、多元社會的文化經驗?如果堅持了七十二天的佔領運動真的是場「自己香港自己救」,如果佔領運動是參與者透過自己身體去佔領就能宣稱(claim)──我是香港的/香港是我的--本土身份;那麼,這個由眾多不同的參與者所組成的「我們」,借用Jeffery的歌聲的話,「可否不分膚色的界限」?

 

註:

佔領現場的相片由Back To Streets提供。

比鄰而居的文化參與(一):少數族裔與文化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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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梁仕池,浸大人文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種族與情感政治等文化議題,曾任「影像無國界2013/14」的學生助理

香港社會中的少數族裔社群在香港生活多年,過往,在大眾的概念中,這些社群看似與本地文化無關,甚少受到關照與留意,主流的文化意識中,漸漸地給少數族裔一個形貌──看不見/不被看見的鄰居(invisible neighbor)。然而,透過對文化生活不同程度的參與和影響,或許可以讓我們直視本地文化裡頭的「少數」。常見的例子有喬寶寶這位土生土長的印度裔喜劇演員,他在普及文化的幽默表演深得觀眾歡心,增加大眾對南亞裔居民的「本地人」的認同。其實,除娛樂工業的平台,民間近年亦有不少少數族裔的文化參與,而且還在不同的層面使香港作為「多元文化社會」的說法更有說服力、更開放。

隨著社會對少數族裔社群的關注增加,與少數族裔居民對本地生活的投入,不同類型的社會參與更有了能見度,例如本地文化遊、共融的社區、社區電台廣播、義工服務、影像創造、甚至社會運動等。這些故事不時在社交網絡的平台上分享流傳,卻少有主流媒體報導。然而,當中一些對身份認同、多元社區、日常生活有不一樣的體會和推廣,似乎能拉闊我們對於文化身分的想像,以及點出被忽略了的複雜性。換句話說,這些對文化能造成影響的參與,能以實踐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的概念來理解,當中,以公民所做的積極參與便是為自己塑造文化成員資格(cultural membership)的過程。歐美文化研究學者Toby Miller曾精闢地指出,不像一般公民身分致力架構在法政上的平等權利,文化公民身份所強調的是,面對文化差異,我們有權去與之溝通和再現 (a right to communication and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因此,希望透過這系列個案研究文章,以一個文化公民身份的實踐框架,去重新檢視其中三類近年出現的少數族裔文化參與,以及這些文化參與如何以他們不一樣的文化經驗來改變我們對香港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想像。適逢雨傘運動一周年,第一類的觀察便落在少數族裔的社會改革的參與身影,呼應近日在不同的回顧與反思活動中少數族裔政治參與的缺席;接著,會聚焦在葵涌,作為一個南亞裔居民的聚落,葵涌已有超過三十年的歷史,蘊藏著緊密的南亞人情網絡,筆者將會實地探訪「小區濃情-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看這個計劃如何透過共融館、導賞團、工作坊和活化工程等參與方式去保留和塑造區內種族共融的文化和經驗;第三,就是ifva的「All about Us影像無國界」錄像計劃,此計劃為少數族裔青年提供影像教學和實踐創意的平台,鼓勵他們利用影像文化向觀眾表達心中的所想所思,而且,更累積了28部學員作品在不同的社區舉行放映活動。最後,透過勾畫這些不同的少數族裔文化參與,這系列的文章同時也化作再現的平台,向大家展示一種正在「發酵」的多元文化。

復仇篇

撰文、攝影︰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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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報復有什麼看法呢?

父親大人身上總是帶着濃濃的大和民族個性,由我懂事開始,他總是跟我說︰「忍耐吧,雅治。」要安分守己,要遵循命令。

忍耐一定是對的嗎?

拿電影為例吧,日本的《大逃殺》、南韓的《原罪犯》、美國的《標殺令》……它們在宣泄、在探討、在控訴。香港呢?難道這個地方就沒有怨氣,就沒有備受壓迫的人嗎?但可笑的是,復仇在虛偽的香港社會裏被視為畸形,被視為反社會的,彷彿一切的出路,就只有寬恕、包容、原諒。

假若香港沒有鎗械管制的話,我相信會跟美國一樣,總會有學生抱着必死的決心,把一切仇恨付諸成亂鎗掃射。

究竟是捱過去的人正常,還是忍受不了殘酷現實,最終被逼上絕路的人正常?


復仇,並不是一時三刻即興的決定,一切都是他們應得的。

曾經,我也想過問題的核心可能是因為我的名字,我的血裔,也並不是沒有想過要改名換姓,以一個「香港」的名字重過新生活。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別說身為受害者的我不知道釣魚台在哪裏,這些曾經參與欺凌的人,又有多少個是清楚理解爭議何在?大部分人都希望受到別人的讚賞,但在成長的各個階段中,要做好事甚至做大事實在太困難了。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譴責異己了。既然沒有勇氣站出來成為譴責的最前線,那抹殺自己的判斷和理念,附和着大部分人的聲音,跟着追打落水狗就好了。這樣看起來,不但令自己看起來像個好人,還能夠把日常的壓力發泄在這些異類身上,避免成為下一個代罪羔羊。

強行創造制裁對象的遊戲,香港人太懂得這一套了。卻偏偏忘記了,其實自己並沒有制裁別人的權力。

某一年家長會裏,曾經有家長提及校園欺凌的問題,理所當然的結果是—不了了之。大概是某同學不齒其他同窗的惡行,最終向家長告發吧。這些年來,我一直盤算是哪個人的所作所為—不是為了向他致謝,而是鄙視他。不論你在背後有多不屑,但你確實有份參與和縱容這些霸凌行徑,難道我要為了你的自保決定,而予以寬恕嗎?

事隔多年了,偶爾會在街上或是網絡上重遇這班惡霸,或是出於愧疚,或是出於同情,他們總會若無其事,像是遇見老朋友般走過來微笑打招呼。我呸!難道他們當年因一時幼稚貪玩而犯下惡行,現在回頭懺悔起來,我便要故作大方嗎?

記者先生,假若持鎗屠殺的人是殺人犯的話,那這些人又是什麼呢?


不知道我想說什麼?

這話暫且不提吧,最近大家不是對小五女生L妹妹的死因聆訊感到悲憤嗎?在校車內被多名同學集體欺凌,最終在學校高處墮下身亡,校方的做法固然是滑稽可笑,可大家也沒有認真看待霸凌這一回事。真正重要的真相完全不明,就漸漸被人遺忘放過,這些事真的可以被簡單理解為小孩子打架鬧着玩而已?

All About Us的參與者裏,幾乎所有人都曾經面對過歧視與凌虐,可笑是自詡為先進文明的這個城市,卻無法容下異己者。撕開這片假面具,不就是最好的復仇方法嗎?

最後,我想說說關於我那兩位弟弟的故事。

我的二弟和三弟年齡和我相差無幾,除了小學以外,我們仨的生活軌跡理應再無交接,可偏偏我們都是受虐者。三弟在中二的時候,被同學們拉到後巷毆打了一頓,老師路過的時候不但沒有伸出援手,反而裝作視而不見,自此之後,他便再沒有上學去了。在家鬱結了多年後,才慢慢重新走出來,最近還積極學起了日文來,希望在往後時間,重新以日本人的身份走下去。

沒法走出來的,一定是個人問題嗎?

二弟在中四那年,也許是多年來受到太多太多不堪入目的凌虐吧,在最後一次被欺凌的過程中終於爆發出來,雙手頓時化成鐵槌懲戒這些以多欺少的人渣。當他被帶到醫院的時候,醫護人員都把他看成瘋子一樣,把他的雙手像青山病人一樣捆綁起來,醫生把他診斷為「阿氏保加症」(自閉症的一種)。

當他出院回家後,口中經常反覆碎碎唸︰「你們無人明白我的感受……」、「不要逼我。」曾經受到瘋狂欺凌的人,心裏都會明白一切與精神病或是心理病無關,它是高度傳染的心魔,是噩夢。這些年來,他再也沒有上學去,成為了全職宅男家裏蹲。所有事都必定以自己作為出發點,世間上的任何事,都與己無關,無知與自私,成為了維護尊嚴的最後一道蛋殼,單薄而脆弱。

變成這般模樣,是他的錯嗎?是因為他的個人意志不夠堅定嗎?


每次看到這類慘劇發生時,我想,其實並不需要什麼審判,把犯人直接交給被害者家屬就好了,愛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假若真的有制裁的權利,這些權力應該率先交由家屬處理,沒有的話才留待審判好了。

把一切說個明白了,過往我並不認為學校能夠公正處分那些以欺凌為榮的人,未來也沒想過法律能夠阻止更多的霸凌者。我想把他們都殺掉好了,把那所可恨的校園炸毀就好了。但是就算這樣的話,我的青春也回不來了,弟弟也不見得會重新站起來,霸凌者也不見得會為過往所犯下的罪行償還或是感到懺悔。要是能夠令他們明白生命的可貴,了解自己的罪孽深重,然後背負這些重擔好好活下去就好了。

看來你終於明白我選擇藝術和電影創作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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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虐篇

撰文、攝影︰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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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你好,敝姓久保田,名雅治。

今天真的可以暢所欲言嗎?

來談談一些小事吧。

留下來繼續升學,並不是因為有改變人生的伴侶或好友什麼的,只是我沒有什麼地方可去而已。

爸爸跟我說,他的家鄉就在日本的K市,可我從來沒有去過。坦白說,對那個遙遠的國度,我可沒有什麼感覺,相比起高登,後者還來得親切有趣得多。

我曾經以為,我應該是一個香港人。


LKP中學,初中時期的母校,不少學生都是外籍學童。大家對國際學校的印象很不錯吧?自由、先進、靈活教學……由進入校門第一刻開始,我們都學會了分辨異類,由膚色、階級、體能……黃皮膚的一群裏,日裔學生就只有我。每天的小休和午膳時間,是唯一可以喘息的時間,和印巴裔的朋友玩樂一輪過後,地獄又再降臨。

A先生,我那「摯愛」的歷史科教師,每隔幾天便會好好「疼」我。

「久保田,你怎麼看這些事件?」

過去幾年,釣魚台和日本修改教科書的爭議愈趨熾熱,反日浪潮層出不窮。由小到大,我也曾經問父母的意見。一個日本人,加上一個中國人(母親大人),他們總是不願多談,加上課堂上的七咀八舌,一切也不過是一道羅生門。

不清楚,也沒有興趣弄清楚。

「老師,這些事與我何干?即使你把整個島嶼給我……」

「大事大非面前,豈容你……!」

「老師,久保田係中日混血的,他媽媽……嘻嘻!」

有比這些說話更冒犯可惡嗎?

喏,記者先生,由這一天開始,課室裏總會有一些偷瞥的目光,帶着嘲諷的笑容。一開始他們只是偷偷摸摸地弄些小動作,直到後來,這些輕蔑、憎惡、仇恨的眼神,愈來愈清晰了。

那一個學期,二十份網上功課我也交齊了,但老師總是說我只交了一份,即使,網上的記錄依然存在。


最初,母親大人對老師所說的深信不疑。

對學生熱切說教,把自己的觀點強行套落所有學生身上,說穿了,不過是為了自我滿足罷。另一個相反面,又該怎麼說?

我們來談談B老師吧。

並不是所有老師都甘願浪費緊絀的課堂時間,去為「有問題」的學生灌注那肥膩的心靈雞湯。在B老師的每一節音樂課裏,她的世界彷彿就只剩下那台鋼琴和白板,在一黑一白的映襯裏自我陶醉。

「啪!」

不只一聲,啪啪聲連環作響,一時間十多顆橡皮膠如箭雨般飛瀉,通統打落白板和B老師的背脊。

她不發一響,緩緩轉過頭來,眼神怔怔的不知要望向哪裏。怪責嗎?唉,快一點吧,早點結束無聊的一課,順帶警戒這班無聊……

「久保田,下課後你跟我到教員室解釋……」

犯錯的不需要被糾正,應負責任的人逃之夭夭。

在我看來,跟今天那些「胸部襲警」罪成,黑警至今仍未落案的情況,還真的他媽的一脈相承。

事件最後弄到校長耳裏,作為一位外籍管理者,他在過去幾年把學校由殺校邊緣一舉拉扯為區內知名的英文學校,令家長們趨之若鶩,再高昂的學費都無阻他們的決心。在短短會面的三言兩語間,他的結論是—「久保田同學個性非常有問題」,原因是—「老師和同學們沒有理由合作冤枉」。

班級老師與所有同學對我的「制裁」,就從這裏開始。


啊,記者先生,看看這裏吧,我的右手與別人有點不一樣呢。你可以輕易地從無名指那兒找到曾經骨折的痕跡。是的,尾指的骨頭已不復存在,這裏是後來鑲上的鋼板。

當我睜開雙眼,仔細看清楚周邊情況時,我的右手已陷在一大片玻璃碎片之間,鮮血一滴一滴在指間滲出來,不再是我所熟悉的溫度。

大家的笑聲沒有停下來,嘎嘎嘎嘎,詭異的笑容,到底哪裏好笑呢?沒多久,大概是小丑的把戲已盡,大伙兒滿意地一哄而散。

在LKP中學的三年以來,每一年我也會因欺凌而入院,這一次,卻是我唯一一次因自殘而入院。是的,我再也沒法忍受下去了,像我這樣的一個弱者,面對全班三十多人無止境的壓迫,只能可悲地把怒火發泄在一塊死物上。

有多過份?我一次入院,是因為一個排球所致。不問情由,只求好玩,便把排球從後殺往我的後腦去。對呢,我立刻便動怒了,指着肇事者開口便罵,我非常清楚呢,不論再怎麼說,都不會有任何人站起來幫助。當我別個身往走廊開步便走的時候,頸背忽然被人猛力一抓,直推到眼前冰冷的欄杆上,沒法看周圍,腳碰不到地,就這樣撞飛過來,然後……再也沒有知覺了。

我不知道教育於你而言,是一盤生意,或是盡心指導學生成材。但是,校長先生,要是當日你有認真思考,好好調查問題所在的話,我的結局,會否有點不一樣呢?

*受訪者簡介︰

久保田雅治,日裔,香港土生土長,分別於2012及2013年參加「影像無國界」(All About Us)計劃,深受黃修平導演影響。和家中兩位弟弟同是嚴重被欺凌者,一路以來能夠捱下去的,就只有他一人。目前正與幾位非華裔血統的年青人組隊拍攝短片,終極目標是成為影壇具影響力的一顆小齒輪,踢爆香港諸多古怪陸離、虛偽無恥的幻象。

 

當巴基斯坦遇上香港系列之二

其實……我是香港人

【撰文、攝影︰日月

伊斯蘭教近年屢受恐怖主義騎劫,偏頗的觀點與影像淹蓋了一般人對它的認識。法國查理事件更直接挑動了西方價值與伊斯蘭教義的潛在矛盾,先進與落後、言論自由與宗教自由、本土與少數族裔等問題一下子被放在不對等的天秤上檢驗。撫心自問,他們最真實的面貌,最真摰的想法,又有沒有好好傳遞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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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語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Numan,在巴人族群中算是最通曉廣東話的了,不論潮語或一般對答都難不倒他。然而,畢竟烏都語及英語才是Numan的母語及第二語言,他一直無法向巴人以外的華人社區好好表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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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他選擇了以電影語言說話。

Bloody Money是一齣2012年的寶萊活電影,懸疑、刺激、有教訓,聽Numan說,它在巴人圈子中可火得很呢!在創作階段時,一伙人興高釆烈揚言要翻拍出同名短片,但慢慢卻發現一切並不簡單。想取消另拍,卻嫌慣常的懺悔、囚禁、打鬥等題材老土兼幼稚,亦沒有時間完整新劇本,結果只能頂硬上,在導師大力催谷下,完成了你我眼前的這齣Bloody Money。

在八分半鐘的短片裏,Numan與小組成員毫不吝嗇地着墨於現代化都會裏的貪婪、欺凌,以及赤裸裸的暴力。港版Bloody Money的鏡頭下,是你我所不認識的香港—荒廢多時的校舍、唐樓天台(你該不會以為片中主角真的跳樓吧?事實上,他真的跳了……天台下的石級)、Mikiki……

’For Money’, ’Is this money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老生常談,卻永恆,把寶萊活的主題搬到香港來,絲毫未見違和感。直到結尾,還是逃不過因果循環。

‘Bloody Money’(2015)劇照

‘Bloody Money’(2015)劇照

「(可蘭經)教導我哋,每一個人(本質)都唔係衰。如果我用中文鬧你,你一定會鬧返我;如果我俾個微笑你,你都會俾返個微笑我。唔會有人突然用粗口鬧我,除非佢唔知自己搞乜鬼。」Numan如是說。

識中文?唔識中文?

就在筆者與Numan對談之際,三對好奇的小眼珠一直看過來,有點意外,卻並不排拒。他們對我手上的相機最感興趣,一時問有沒有錄像功能,一時問是不是用記憶卡貯存。他們並不奢求把相機棒在手芯中把玩,只覺三吋螢光幕中的小小世界,是如此有趣,如此不可思議。

新生代的巴人要在香港求存(對,是生存,不是生活),學習中文是例行公事。三顆小腦袋,陸續在筆者的手機上試着寫下自己的中文化名—「艾土(士)拿」、「簡沙文」和「李木各(格)文」。這些名字,對他們而言十分疏遠,既沒有把姓氏放在內,還硬要用粵語強譯成中文。在他們眼中,這個名字不過是與己無關的圖像,只是「一個盒」。

Numan把這些畫面都看在眼裏。這些年來,他興幸的是,自己與弟弟妹妹都能夠操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不幸的是,怎樣學,都沒能學會書寫中文。

「其實香港如果繼續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一定要識寫中文嘅話,係有問題的。最方便我哋嘅,其實係英文。唔係話中文唔需要,但識聽識講,係咪咁都唔夠呢?」Numan唏噓地說。

高舉雙語通行的香港,何解要強迫少數族裔的中文水平達到港人要求呢?尤其是當巴人的英語水平普遍並不下於港人的時候,或許我們更需要問的是,要達致種族共融,互相溝通來往,是不是只有通過語言整合一途呢?

Numan在訪問過程中十分介意筆者所記錄的一切。事實上,筆者書寫的語言是中文,巴人的確難以得知當中有沒有扭曲及醜化。唯一能夠保障自己的,就只有影像記錄。

Numan在訪問過程中十分介意筆者所記錄的一切。事實上,筆者書寫的語言是中文,巴人的確難以得知當中有沒有扭曲及醜化。唯一能夠保障自己的,就只有影像記錄。

更現實的問題是,即使Numan的廣東話流利非常(說真的,他連懶音都沒有),但正因為中文書寫能力有限,大部分僱主或出於現實,或出於歧視,均拒絕提供任何工作機會。

Numan既無奈,亦不解︰「其實一個工作崗位入面,有啲人識講,有啲人識寫,分工合理的話,點解講得流暢都唔夠呢?好似我哋呢啲人,好少升到大學,你諗吓,我哋巴基斯坦人在香港可以做乜嘢工作?保安?餐廳?地盤佬?垃圾佬?」

以2011年為例,於第一遴選中獲得大學取錄者共有19,210人,當中只有17名「非華語學生」。

無形封鎖

Numan的好友Haris一直在旁細聽、微笑,沒說什麼。和大部分巴人一樣,Haris只願意以烏都語與人交談,儘管他們其實是聽得懂廣東話。在成長及學習過程中,即使港人與巴人身處同一學校,但考慮到語言水平有偌大差異,兩者經常被分隔上課。

簡沙文一直低頭誦讀可蘭經,和大部分同區小朋友一樣,每天放學後他必定準時前往清真寺上課,學習經中教義及自律告誡。

簡沙文一直低頭誦讀可蘭經,和大部分同區小朋友一樣,每天放學後他必定準時前往清真寺上課,學習經中教義及自律告誡。

巴人小社區一直只能維持着半封閉的狀態,即使什麼也沒幹,他們流連的地方總是惹來投訴。多年來,上門到清真寺的人,除了穆斯林,就只有警察和看更。

「我哋嘅小朋友係野性啲嘅,可能間中會整爛人哋啲嘢,咁人哋咪會投訴︰『嘩!你班死差仔,我俾你哋上嚟(清真寺)讀書,你哋咁嘅!』」

「我哋其實好friendly,亦都唔希望打擾到其他人。即使有任何要求,我哋都唔會主動提出,你肯上嚟關心我哋,我哋先會講需要啲乜。在香港中求存,只能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Numan說。

是的,流徙異鄉,從來都活得卑微。這種卑微,並不只是物質上的困乏,還有心理上的屈就。他們並非沒有需要幫助的事情—阿訇Shah透露,現時巴裔兒童每月需付上$250才能繼續讀經班的學業,對大部分低收入、生育率高的家庭來說,實在是一個不輕的負擔。

坊間捐獻及資助機構對伊斯蘭教普遍持負面印象,大部分市民亦不理解保留及傳續多元文化的進步意義何在,對身處弱勢的巴人而言,他們又哪來空間和力量向別人提出要求呢……

「香港,係我嘅家。雖然巴基斯坦生活得自由一點,但香港嘅設施和先進程度都是巴國沒有的,還有law and order,香港有,巴國係無的。」

少說一點涼薄的話,多感受一點他們的處境,或許,你我他的世界,會在某天某個角落裏,我們彼此終會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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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巴基斯坦遇上香港系列之一

過節

【撰文、攝影: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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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寵若驚、喜出望外、出乎意料……挪盡有限辭彙,都不能夠形容此刻心情,定過神來,人已在清真寺內。

這裏沒有水上清真寺的秀麗堂皇,也沒有大清真寺的氣魄。在這個黴黃唐樓三百呎單位裏,高峰期要擠上八十多人—都算幸運。聽說觀塘及將軍澳一帶的巴基斯坦人,常常租借不了任何地方,被逼旁落在公園空地或球場上,默默祈禱。

坐在我身旁的大男孩,單看外表,或許你會對他年齡感到詫異。Numan才不過是十八歲,卻已是第二年參加ifva「影像無國界」影片創作計劃。原以為只是一個普通的會面,卻沒想到會敗給他的熱情,一同參與這一年一度的齋戒盛事。

六月廿一日,是伊斯蘭教齋戒月(Ramadan)的第四天。在齋戒月裏,虔誠的穆斯林會在日照時間裏禁絕一切飲食,滴水不沾。

The Divine

在齋戒月裏,除了日照禁食,穆斯林還需要在一天內進行至少五次祈禱。

忽然間,對面的叔叔看過來,眼神凌厲,口中振振有詞,背上不期然嚇出一身冷汗。坐在我身旁的Numan見狀,二話不說立即翻譯︰

「佢叫你下次唔好着短褲,今次就算你啦。」

高溫之下必有短褲,但穆斯林可不這樣想。傳統的長衫長褲,風格萬千的布帽,哪怕是四十度高溫,缺一不可。這三百呎空間,平日就是一所教室,巴人自小便在這裏按部就班學習可蘭經,並在每年三十天的齋戒期中學習忍耐飢渴,洗滌心智。

在這裏,每隔一段時間便會有人詠唱經文,整個房間頓時凝結,說話的,工作的,發呆的,通統放下。

Shah是這所清真寺的阿訇(Akhund),平日負責教導及帶領其他穆斯林進行各種宗教儀式。在他的引領下,詠唱過程並不冗長,大抵在十分鐘內結束。直到詠唱完畢,各人才施施然站立,與旁人握手輕語。Numan解釋說,飯前的詠唱喚作Call to Prayer,流徙的好友親人,該是時候回到族人身邊;宣講、祈禱、懺悔、握手,祈求互相原諒,將日常一切仇隙,化為寬恕如煙。

在阿訇(紅帽者)的帶領下,穆斯林逐一進入領悟狀態,或求懺悔,或求心靈平靜。

在阿訇(紅帽者)的帶領下,穆斯林逐一進入領悟狀態,或求懺悔,或求心靈平靜。

詠唱結束後,穆斯林會鼓起勇氣,主動與過往結樑的教友互求寬恕。

咖哩盛宴

說着說着,廚房傳來無法抗拒的咖哩濃香。本着求真探究精神,朝廚房方向進發,絕對是一件正常不過的事!(就奇!)

(以下是炮製巴基斯坦大餐的過程,絕對獨家,絕無偷食。)

Khalid自十三歲起,每年都會肩負各大節慶的大廚角色,今年已經是第三十九年了。

Khalid自十三歲起,每年都會肩負各大節慶的大廚角色,今年已經是第三十九年了。

四、五十度高溫下,汗珠在他的額頭轉過不停,在嗆鼻的咖哩郁香中,Khalid好不容易才別過頭來好好交談。與尖沙咀等大型清真寺不一樣,這裏的一切材料和開銷,都是鄰近穆斯林共同承擔。

「尖沙咀間清真寺,要特別請一班印度廚師,一日差不多三千幾人去食,其實無人知邊個係守齋,你知,神知,唔會有其他人查到。無所謂,其實教義係比較open-heart。」

「大家都有份,一個人捐唔係咁好嘅,每個人都係分享佢擁有嘅嘢出嚟,多少唔係問題。同上唔上嚟,幫唔幫手一樣,一切都係option,無fixed rule逼你去做。邊個得閒咪邊個幫手囉,年輕人日日都嚟幫手。神係會幫手揀合適嘅人,有啲人想幫都幫唔到。」Khalid如是說。

筆者應Khalid的邀請,親身嘗了一口,撕咬起來骨肉分離,入味之餘有彈性,確實遠勝於一般餐廳的「快速版」咖哩餐。

筆者應Khalid的邀請,親身嘗了一口,撕咬起來骨肉分離,入味之餘有彈性,確實遠勝於一般餐廳的「快速版」咖哩餐。

按照Khalid所說,大鍋裏正煮着差不多六、七隻雞,少說也烹了四個多小時。換了是餐廳外送,這個份量至少也要過千元,而且無法確認食材是否新鮮。

「平時餐廳啲人落好多油,希望煮快啲、熟快啲,出面嘅人唔識,睇就覺得好睇,但好唔好食就唔敢講喇!」Khalid拍心口保證。「唔信你陣間試下,唔會好油。」

另一邊廂,Numan正與好友Haris埋首榨汁。由於聚餐人數實在太多了,Numan不得不用一個大紅膠桶,灑上厚厚的鹽和糖,加上由十多個青檸濃縮而成的精華,然後才大開水喉沖開攪拌。

Numan(右)與Haris(左)幾乎每天都會前來幫忙。一切準備工作對穆斯林而言都是榮幸。

Numan(右)與Haris(左)幾乎每天都會前來幫忙。一切準備工作對穆斯林而言都是榮幸。

 

除了青檸水外,Haris還會準備大量水果,讓缺水大半天的穆斯林從身心都獲得支持。

除了青檸水外,Haris還會準備大量水果,讓缺水大半天的穆斯林從身心都獲得支持。

光速盛宴

轉眼間,地上已鋪滿密密麻麻的食物—咖哩雞、薄餅、咖哩雞絲糧粥、阿拉伯蜜棗、木瓜、荔枝……餓了一整天,卻無人急於鯨吞天下—大詠唱開始了。

五感所能體會的色彩、味道、頌聲,一切都在嘗試跳脫出感官限制,一切是如此令人歡欣。能夠令流徙各地的巴國人至今團結一致,是異鄉人的無奈,也是傳統根源所賦予的力量。這一次充滿活力與喜悅的詠唱,足足唱了十分鐘,到了真正動手又動口的時候,卻是一片肅靜。

吃,就是吃,不多言,也不搶奪;吃夠了,不貪心,靜心等候。是的,很快,三十分鐘,收拾、洗手、漱口,然後重新肅立祈禱。

莊嚴有時,歡愉有時,沒有自我揮霍,也沒有戮力抑壓,一切就在完美的平衡中告一段落。巴人的日常生活是怎樣?心底裏有什麼說話亟欲吐露?一切,且待下回分曉。

每一頓盛宴中都沒有明確的角色分工,Numan只是隨心而為,視清真寺為家一般招呼所有信徒。

每一頓盛宴中都沒有明確的角色分工,Numan只是隨心而為,視清真寺為家一般招呼所有信徒。

 

別以為餓了大半天,食量就一定會比平日大增。在習慣了禁食以後,一般穆斯林都能夠憑信念抵抗飢餓感,節制個人食慾。

別以為餓了大半天,食量就一定會比平日大增。在習慣了禁食以後,一般穆斯林都能夠憑信念抵抗飢餓感,節制個人食慾。

 

近年,大部分在港清真寺都只能「入屋」,以有限空間及資源傳承伊斯蘭文化。辜勿論日常生活如何,他們也絕不會草草解決星期天的Special meal,繼續以笑容迎接挑戰。

近年,大部分在港清真寺都只能「入屋」,以有限空間及資源傳承伊斯蘭文化。辜勿論日常生活如何,他們也絕不會草草解決星期天的Special meal,繼續以笑容迎接挑戰。

 

女孩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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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錦榮 John Erni,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院系首席教授及人文與創作系系主任。】

不難發現,大多數 All About Us 的影片都是由少數族裔的青年男性執導,並以男性作為故事的中心人物。因此,All About Us 四年以來惟一一部以年輕南亞裔女性作為焦點的Reflection (2012),的確值得大家特別評論。這也是Gender and Football (2013),一部講述男孩和女孩之間競爭的作品, 能夠脫穎而出的原因。在評論這兩套與眾不同的影片前,請先讓我談談在All About Us的影片中所展示的性別問題,以及影片中視覺與敘事所表現有關「女孩的空間」的概念。

多年來,All About Us 致力鼓勵更多的年輕女性加入這個計劃。但自四年前推出該計劃以來,性別分佈不均的情況一直存在。社會、家庭、倫理和宗教因素,迫使很多年輕的少數族裔女性,不能參加這個要求性別聚合和協作才去進行的計劃[1]。

故此,「女孩的空間」值得我們首要的關注,因為這就是如此一個特殊的空間,既讓少數族裔婦女「可見」(visible),而又被約束。

當成為「可見」的時候,南亞裔女性就被展示成:母親和祖母(Mother’s Love (2010); My Grandma (2010))、舉報校園犯罪的人(School Idiots (2011))、粗暴的男孩身邊溫柔的朋友(Santiago Clause (2012))、女兒(The Doll (2012))、沒有回報的情人(Everyway (2010);Troubled Love (2013))、女惡霸(Everyway (2010);Troubled Love (2013))、欺凌的受害者(Everyway (2010);Jellyfishman (2013)),以及廚師(Making Momo (2010))。這些女性角色多被描繪在學校或家庭環境中(尤其是廚房和臥室),或多或少,反映了女性被約束在限制空間的意識。這也是我們從這些影片觀察到有關「女孩的空間」的第二個意義。這些代表年輕女性的角色,似乎將年輕女性簡化為純粹被馴養的、忠心乖巧的人。

可見,但被馴化了,這是讓人熟悉的一個銀幕上女性的窘境。因為它已經在本地及國際的媒體和性別研究中,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但是,我想指出讓人更憂慮的是:少數族裔的婦女和女孩,似乎也在不知不覺間「分配」(assign)了自己到學校和家庭之中。當然,我們不可能從這些簡短的影片中,把少數族裔的婦女和女孩對存在的渴望講述出來。於是,我們只能推測,學校和家庭是她們主要的「安樂窩」(comfort zone)。在那裡,她們覺得自己有創造故事情節的可能性,並且,明白如何去創造。這些角色的「分配」,或者更準確地說,「自我分配」-亦描繪了她們自己(舒適的)生活片段,如學校女生、家庭主婦、照顧弟妹的姐姐等等。相比之下,在All About Us的影片中,男士和男孩經常置身於街道的空地和體育場館。問題的關鍵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對比 (女生被限制對比男生的活動自由) 它更反映了少數族裔婦女和女童在社會環境下的前景。那些在包圍著女性跑來跑去的男人和男孩,投射出一個以他們不斷行動和喧鬧的社會背景。當包圍婦女和女童的世界移動,她們卻仍然在固定位置上,或多或少的停留。我們鮮有能看到她們跑動,互相追逐,或處於一般運動的狀態中。

因此,當南亞裔的婦女和女孩有所移動時,我們理應特別注意。在一些All About Us影片作品中,我們很愉快地可以看到,它們展示了另一種「女孩的空間」。其中,它們重新定義了慣常會保留給男性自由的可移動空間。如上文提到,Reflection(2012) 是All About Us四年以來惟一以年輕少數族裔女性為中心的影片。這是關於一位年輕女子鬧鬼的故事。[2]她在自己的公寓看到了很多令人恐懼的幻覺,並被告知公寓內住滿了鬼魂(一位南亞裔女同伴警告她公寓內有鬼魂)。這部影片有出色的視覺效果,如飛行物件、模糊身影、 一閃即逝的人體殘骸等。在這段影片中,家再不是一個安樂窩,而且主角從來也沒有感覺到被馴化。我不想去猜測為什麼這部影片要以恐怖片的形式去講述一個年輕女子在自己公寓的故事。但是,我想說明它是如何脫穎而出地成為可以積極地重新定義「女孩的空間」的作品。換句話說,有些人可能在這個影片中閱讀到女性生存的黑暗面。但我認為更重要的閱讀,就在於它重新指示了女性的空間: 有屬於這個空間干擾、間斷和分裂。

Gender and Football (2013)是另一套試圖以「男性空間」的分裂方式以重新繪製女性空間的作品。如果在Reflection中,家是被反常態化的;那麼在Gender and Football中,學校就是它想分裂的空間,更準確來說,指的是學校的足球場。不同於Killer x 2 (2012)描述無辜的孩子們在打籃球時被較年長的惡霸騷擾,Gender and Football中的足球運動,本身就充滿了陽剛氣的虛張聲勢。少數族裔女孩的足球隊,亦因此發現自己在足球比賽上被男生輕視。男孩們想用他們的技巧去排擠女孩,但是他們完全忽視了這班女孩一樣是競爭對手。女孩們認為只要她們努力練習,並且團結得像男孩一樣,她們終有一天可以在比賽中勝過男孩。她們用帽子和足球服裝去偽裝自己,然後去挑戰男生。隨後的場面表明,在運動技能以外,足球場已經轉化為「平等」的場域。這班男孩現在視這班前來挑戰「男孩」,並認真地視對方為競爭對手。自此,「男孩」們茁壯成長,並在最後贏得了比賽。在整個影片中,在移動中的女孩是引人注目的的視覺符號。女孩在足球比賽上的流動性,既是一個現實,又是一個抽象符號,好以指出女孩成功地在原本會被排除的空間中重新繪出她們自己的空間。

總的來說,在這些影片中特別值得大家反思的是女孩的空間。All About Us招收更多的年輕南亞裔女孩的努力並沒有浪費。影像世界中和少數族裔的社區的真實世界的女孩,往往只會被男性的活動所包圍,All About Us的影片則提供了影像世界所急須的性別平衡。

 

[1]在AAU招募過程中,有某些宗教信仰和/或文化傳統的家長禁止男女生之間的直接接觸。

 

[2]影片The Doll (2012)也是恐怖類型片,講述一個少數族裔女孩被她母親的死亡困擾。還有一點,它跟Reflection相似的是,故事的發生幾乎完全在女孩的臥室。

從懲罰到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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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錦榮 John Erni,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院系首席教授及人文與創作系系主任。】

在All About Us 的影片中有一個顯著主題:它圍繞著傷害、懲罰與寬恕的關係。姑且讓我們將這個隱含的主題稱為「無意識的故事主軸」,而有很多年輕的少數族裔穿越想像的領域去建造它。大部份這類「無意識的故事主軸」都是由於年輕的男生想透過復仇情節,去表現出男性主義而寫的。但是,透過年輕南亞裔男女在影片中的敘述,它又突出了通過寬恕恢復和平的重要性。

為什麼傷害、懲罰和寬恕之間的關係,能夠在這些作品中成為一個經常性出現的題材呢?我立即想到了街頭的陽剛氣。這種對暴徒或強盜有強烈迷戀的情況,可能反映了在少數族裔青年的現實生活對在自己居住和娛樂的公共屋村裡的流氓所得到的觀察和經驗。然而,這些影片的風格更加反映了這些想像是來自一個更大的源頭:荷里活或寶萊塢黑幫片混雜港式警匪片風格。這種類型經常可見於影片中戴太陽眼鏡、穿黑西裝、舉止瀟灑的黑幫人物。公事包是可有有無的,但是隨身攜帶的手槍卻是這個黑幫人物必不可少的。手槍成為了他強大的力量、決心和自信的延伸。雖然這類007作風的動作英雄受到愛戴,但是這個既優雅又溫文有禮的黑幫罪犯並不來自國家安全局。相反,這個英雄都是從街頭、倉庫區,以及大都市的基層角落中被召喚出來。在Killer x Translator (2011)中,一個職業殺手因為只能說烏爾都語,因此他聘請了一名翻譯員。情節發展下去,這套影片的喜劇意味比暴力意味更多。殺手和他的翻譯員,後來追查到一個中國男子身上:為什麼這個中國男子會成為了他們的目標呢?通過這一連串殺手批評中國男孩的衣著和居住地方缺乏風格的胡言亂語,對峙場面被滑稽地表現於觀眾眼前。殺手形容男孩的衣服和地方為「一塌糊塗」。然後,殺手警告男孩脫掉他的衣服,否則男孩將面臨可怕的後果。在這裡,為了讓大家感到傷害所帶來的快感,街頭的陽剛之氣被表現為胡鬧荒唐的孩子戲。在故事的開場,翻譯員接到殺手打來要求協助時,他期待殺手正在玩的是射擊類型的電子遊戲。在Killer x Translator中,遊戲片段和槍戰場面互相重疊播放,旨在追求出一個純粹的興奮感來恐嚇對方,並且要逼使他投降。

Killer x Translator其實還有續集-Killer x 2 (2012),它帶領觀眾來到公共屋村的場景。當兩個年輕南亞裔青年在球場上打藍球時,有兩個年齡較大的惡霸突然出現。接著,一場戰鬥就在籃球場上醞釀。與Killer x Translator一樣,這部影片以街頭男孩一種遊戲式欺凌為敘事主線。但很快地,另一個主題出現並取代了原先的主題:懲罰。一開始,惡霸把兩個男孩打得落花流水。但不久,影片中有兩個身形寵大的傢伙前來拯救這兩個男孩。接著,另一場真正的戰鬥接踵開始:惡霸反過來被打敗了。當我們以為他已經得到懲罰之際,故事轉而帶給觀眾另一個驚喜:影片傾斜拍攝慢動作拍攝兩人對打的場面,然後有一個人物走向他們。這一幕讓人想起一套經典電影-《英雄本色》(1986)。而這個突然出現的人物其實是一年前Killer x Translator中被欺負的中國男孩!他認出在籃球場惡霸其實是一年前欺負他的殺手。接著,懲罰升級成為復仇。這個中國男孩帶著一種凶猛的暴力感覺回來。最終他槍殺了這場爭鬥中的每個人,然後他得意揚揚地離去[1]。

儘管這些影片其實都是用孩子氣的感覺去拍攝的,但是它們仍然體現了一個相當原始的「以暴力作為懲罰」的感覺。通過格式化的拳打腳踢,街頭追逐,最後槍擊的詳述,傷害最終得到傷害作為懲罰。這背後隱藏什麼問題呢?我猜想的是:這些黑幫主義的影片透過表達兄弟情誼來找尋日常生活中「男性化」的英雄。從這些敘述中可以看到,年輕少數族裔青年的想像源於他們自身對強大的保護人物的嚮往。這種打鬥和為了自己的兄弟槍擊的衝動確實是幼稚和非原創的。[2]然而,它反映了少數族裔青年可能每一天也活在充滿恐嚇和迫害的現實社會環境。嚴格來說,「懲罰」和「報仇」不相同。懲罰和純粹一心一意的報仇不同,因為懲罰涉及尋找補償。換句話說,「懲罰」希望得到一個歸還、一個賠償,甚至一筆賞金。我傾向認為這些影片其實具有報應意味的敘述,它體現了他們尋找,或者渴望有一個可以保衛和拯救他們的英雄人物出現,然後「償還」他們所受過的傷害。

然而,我們也發現在All About Us其他的影片中也呈現出另一種英雄類型。在Everyway (2010)中,一個年輕的女孩被她的一個朋友欺負,後來,女孩原諒了這個朋友,而她也獲得一個男孩的愛;在School Idiots (2011),有一個賊在街頭追逐和打鬥中被抓住了,而他最終被他的朋友原諒;在Santiago Clause (2012),一個不守規矩的學校惡霸被一段真正的友誼所感動,最後他行為上完全的改變(他打扮成聖誕老人,並派禮物給他以前傷害過的人)使他獲得大家的寬恕;最後,在Jellyfish Man (2013)中,一個超級英雄的幻想故事為日常中的恐嚇和欺凌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這個以正義為本的動作英雄的目的,不是懲罰,而是為弱者提供公正的保護。

最終,這些影片反映一個重要的社會現實:迫害。不少少數族裔年輕人直接或間接地都經歷迫害,而且不幸地,這也成為了他們日常中的想像, 然後將其投射在屏幕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感到高興的是,這些影片不只反映他們希望獲得補償(黑幫的生活模式),幸好他也希望達到和解(同樣吸引人觀看的另一種生活模式)。

 

[1]一些類似的幫派打鬥模式(或多或少由相同的人演出)也可在Once Upon a Time in SSP (2013)可以發現。

[2]在The Dark Dream (2012)中,付贖金救人的受害者是現實中的兄弟。在這段影片中,主要的打鬥場面發生在一個墓地旁邊的沼澤,突出受害和懲罰的真正黑暗面。